湘江：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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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清小小的坟头，被湮没在一丛芳草间，只有雨后打湿的纸幡低垂着。在远处，雨雾笼罩中，北去的湘江依稀可见。
在被查出严重镉中毒并断续治疗两年多后，2008年12月，年仅七岁的刘冰清最终离开人世，留给父母厚厚的病历和8万余元医疗费“账单”。
在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刘冰清并不是近年来第一个因镉中毒死亡的。2006年初，村民罗少坤的意外死亡，就曾引发轰动一时的镉污染事件；在集体体检后，全村查出尿镉超标者逾1100人，其中200多人严重超标。
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文铁军对《财经》记者坦言，新马村远不是株洲市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实际上，它只能算做核心污染区的边缘而已。
湘江，这条全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大河，在半个世纪负重前行之后，终于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幕。
湘江如此沉重
湘江位于长江中游，系长江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将近9.5万平方公里，仅以湘江干流为饮用水源的人口，就有约2000万人。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潘碧灵告诉《财经》记者，仅以2007年为例，湘江流域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就分别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长期以来，有色金属采冶一直是湖南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作为享誉全球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铅、锌、锑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湖南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已有上百年历史，但矿业采冶技术长期良莠不齐。长期的掠夺式开采，使得伴生矿被当做废矿渣遗弃、当做废水随意排放，直接导致重金属污染几乎遍布三湘大地。
据《财经》记者了解，湖南全省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所回收的共生或者伴生金属很多都是重金属，尚不足应当回收量的三分之一。
加上周边工业结构与布局不够合理，在潘碧灵看来，湘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岳塘、郴州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四大工矿污染源。
在城区面积约530平方公里的株洲市，镉污染面积就超过了一半，有些土壤的污染厚度超过了20厘米；其中超标5倍以上的，也接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文铁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根据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结果，株洲市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
据清水塘工业区管委会监测所产蔬菜七项重金属指标中，总镉、总汞、总铅等三项指标都超过《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标准值，超标倍数分别达到了64.11倍、185.80倍和66.01倍。
《财经》记者曾实地调查过的郴洲市临武县三十六湾，在当地官矿勾结下，长期非法采冶，污染物直接排放。高峰时期，弹丸之地聚集了上百家矿、六七十家洗矿点。由此带来的重金属污染，祸及下游千家万户。而像三十六湾这样的重金属高污染源区，在湘江流域不止一处。
“湘江有些河段重金属含量超标达几百倍，底泥挖出来，几乎就可以再提炼了。”湖南省环保厅科技处处长张志光颇为忧心地对《财经》记者直言。
正是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峻性，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正考虑把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湘江，纳入全国重点治理的流域名单。
之前，只有“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以及后来追加的“一江”（松花江）、“一库”（三峡水库）被列为国家重点治理流域。作为局部支流进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议题，湘江也算是开了先例。
“两会”之后，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亦致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直陈湘江重金属等污染之困。今年4月，李克强专门为此前往湖南考察，沿湘江走访了长沙、株洲、衡阳以及郴州等地。
今年6月，湖南浏阳市镇头镇长沙湘和化工厂又发生较严重的镉污染事件，造成100余人尿镉超标,4平方公里的土壤及农作物被污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据《财经》记者了解，一旦湘江被纳入国家大江大河治理范畴，到2010年，治理投入有望达700亿元；到2015年，这个数字有可能高达3000亿元。
然而，即使能够投入天文数字的治理经费，湘江的“去重金属化”过程，也注定是漫长痛苦的；因为湘江的重金属污染状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之前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源头控制之难
要想根治湘江重金属污染，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即杜绝“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出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2008年6月2日，湖南省曾制定了《湘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当时湘江沿岸的永州、郴州等八个城市的市长，均向省长周强递交了“湘江污染综合整治责任状”。作为湘江治理的第一役，共取缔关闭企业37家、淘汰退出18家，并停产治理企业42家。
在株洲市，经过八年治理之后，也基本解决了清水塘源头水体污染问题。据悉，整个工业区各企业排出的废水，目前已经做到了稳定达标排放。
以全国最大的铅锌冶炼企业——位于清水塘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961.SH，下称株冶集团）为例，其污水处理率一度仅为40％。2005年，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确定的中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株冶集团制定了循环经济建设总体战略目标，即打算分“四步走”累计投资47亿元，以建立铅锌联合冶炼整体化工艺流程，实现“绿色”铅锌冶炼目标。
株冶集团安防部长周哲云告诉《财经》记者，作为治理的第一步，目前该公司已投入近10亿元，引进完成了10万吨锌常压富氧浸出技术。今年以来，废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了50％到60％。其余排往湘江的废水，也实现了100％的达标排放。
然而，张志光对《财经》记者指出，株冶集团毕竟只是个案。在整个湘江沿岸，还有大量传统工艺技术需要替代，而这些企业大多是老企业；有些即使能从技术上解决，成本往往也是企业难以负担的。
尤其是去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更使得许多冶炼和重化企业的环保资金来源雪上加霜。受铅锌价格暴跌冲击，株冶集团2008年公司销售收入仅为83.76亿元，同比降低39.06％；净利润只有1923.23万元，同比下降了75.80％。
众多连污水处理设施都没有的小企业，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而关闭任何一家这样的小企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湖南省环保厅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汤宏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财经》记者，去年8月13日，永州市一家列入关停的小冶炼厂，在政府下达关停通知书期限以后，仍在继续生产。后来县长带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武警战士进入了这家冶炼厂，用3吨炸药把冶炼炉炸了，才算大功告成。
除了点源污染，面源污染也同样值得关注。目前，湘江流域所有的县城，均没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这些不断增长的污水排放，对于承载能力已达极限的湘江而言，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考验。
“去重金属化”挑战
与杜绝新生污染同样重要，或许更为艰巨的，还是如何消化掉过去几十年内积累下来的这笔巨大的重金属“遗产”。
对于已经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实行功能转换，不再播种粮食作物，以避免损害人体健康。
2008年，国土资源部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允许株洲市对被镉污染的核心区域，共计15.66平方公里的面积，实施土地功能转换，即分期分批逐步调整为建设用地。
在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文铁军看来，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即使镉污染超标5倍的区域，也有超过120平方公里未被纳入这一方案。刘冰清所在的新马村，就同样未在首批土地功能转换之列。
他告诉《财经》记者，除了转换为建设用地，当地也一直在摸索多种治理手段，包括改良换土、改种以及植物吸附等，比如利用海泡石来减少农作物对镉的吸收，或者把原来的粮食作物改为苎麻、棉花等。
但文铁军也坦言，这些技术本身都不够成熟，只是抑制重金属污染的权益之计，从长远来看并非最终解决方案。当然，要把所有这些土地都转换为城乡建设用地，短期之内亦不现实，因为涉及大量的移民安置问题，同样十分棘手。
与土壤污染相比，湘江底泥中重金属的治理任务就更加复杂了。
以位于株洲市北部的清水塘工业区为例，清水塘工业区霞湾港、老霞湾港、铜塘港及水塘重金属污泥量共计108440立方米，总重为119284吨。其中，污泥中含镉94.35吨、铅296.51吨、汞2.34吨以及砷160.01吨。
由于清水塘工业区位于湘江干流下游的敏感区位，其下游30公里即为湘潭市饮用水源，距离长沙市饮用水源不到100公里，生态区位非常敏感而重要；因此，一旦治理过程中处置失当，就容易引发大的风波。
2006年1月6日发生的湘江镉污染事故，就是由于霞湾港清淤工程导流而引起含镉严重超标的底泥和污水排入湘江，造成株洲、湘潭和长沙段湘江水质镉超标。目前，霞湾港以下2公里都禁止采沙，以防止底泥被搅动之后，对于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为解决技术上的难题，2008年10月26日，“湘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课题”正式通过国家评审，列入了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之水专项课题，并已进入实施阶段。
湖南省环保厅科技处处长张志光透露，“十一五”期间将投入1亿多元，对湘江重金属治理进行研究。目前该课题共计七个子课题中，跟清水塘治理相关的就有六个。北京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以及湘潭大学等，都已经加入这场艰苦的重金属污染技术攻关“会战”。
能否真正告别？
负责霞港湾底泥治理的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贵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湘江作为特殊污染河流，以前在国内没有技术研究先例。即使在国外，像湘江这样污染严重又具有复杂性的河流也绝无仅有。
当然，与技术上的难度相比，体制上的改变或突破亦不容回避。
2009年4月18日，在长沙湘江江心橘子洲举行的“2009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国际合作高层论坛”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与湖南省省长周强签署了“共同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合作协议”(下称协议)，双方同意将在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试点、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业污染防治、环保科技示范工程等八个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协议，湖南将在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改革、污染责任险等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方面，获得全国率先试点权。其中，湖南正在探索的“环境污染责任险”被纳入国家试点范围。
2008年起，湖南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原湖南省环保局与平安保险湖南公司联合制定了“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行方案”，将环境污染风险较大的化工、有色、钢铁等行业的18家企业，列为首批试点企业。
今年6月15日，湖南省政府决定，在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局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新的环保厅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亦有望在协调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湖南环保部门官员就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中国不少地方重金属污染状况都十分严峻，希望将湘江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体制上，都打造成全国重金属治理的一项示范工程。
种种迹象显示，示范工程并不容易担当。在株洲等地，重金属污染的治理都已起步，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越继续推进，面临的压力注定会越大。无论是进一步关闭工厂还是技术改造，都面临着资金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不少人就对《财经》记者抱怨说，湘江流域的一些重化工基地，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向国家缴纳了大量税收；现在重金属污染的“债务”，让地方财政自己来“背”，显然有失公平。即使被纳入国家重点治理流域，在未来的长期治理过程中，资金的缺口也将不可避免。
此外，亦有业内人士建议，湖南省环保部门应尽可能地公开重金属污染信息，尤其是与健康有关的，以更多地利用公民社会的推动力量，从根本上防止治理形势的逆转。
2006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与国土资源部携手，开始斥资10亿元，进行首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环保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全国的初步普查数据已经到位，已进入最后的阶段。但对于普查结果是否会向社会公布，以及会以何种方式公布，他未给出答案。
今年6月29日至7月1日，环保部生态司在长沙组织召开了《湖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写研讨会，并对初稿进行了讨论。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从湖南省此次普查情况来看，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非常严重”。但正因为担心引发公众恐慌，报告能否最终得以公布，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刘冰清去世半年多后，《财经》记者再次造访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时发现，重金属污染阴影依旧笼罩。
因为土壤重金属超标严重，村里耕地依旧大部分抛荒，村民日常生活的粮食、蔬菜都需要购买。生活用水依旧要从十多公里外的市区运回来，每担水费1元。对于当地村民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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