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中美如何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
战略经济对话的益处
由布什总统和胡主席于2006年9月启动的战略经济对话让我们两国制定长期的战略解决方案并着眼于我们两国经济关系中所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借助战略经济对话这个平台，我们通过界定我们的战略目标以及制订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计划在那些长期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我们通过合作性的接触解决了许多紧迫的即时问题。我们通过对话减少了彼此的误解。或许最重要的是，在每轮战略经济对话的会议期间，我们都会审视此前诸项协议，并确保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我们两国的经济都面临着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对于美国来说，挑战是要提高储蓄，减少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要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一个深入且更有效的金融领域会让中国家庭在其投资中更多受益，并因此使得中国家庭可以实现其经济目标而不必将其收入的大部分来存入银行。此外，一个深入且更有效的金融领域允许中国家庭保险生活中的诸多风险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保障，这也减少了他们的储蓄需求。更具灵活性的汇率机制也是间接增长国内消费的强有力工具。
另外，战略经济对话还为突发事件提供了一种机制。去年，当食品和产品安全受到密切关注时，我们两国政府迅速启动了多轮磋商来回应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饲料、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安全性的关注。通过这些磋商以及中国政府的努力，我们两国最终在上一轮战略经济对话会议期间达成了两项双边协定，这两项协定将促进彼此的合作，并将改善中国输美产品的安全性。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再有类似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出台快速解决方案的程序步骤。
合作的十年
能源和环境挑战也是我们整个经济关系中的一部分。美国和中国，无论是从各国，还是从两国角度来看，都在继续寻求在开发具有可持续性的安全的能源供给以及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的途径。
在去年12月份的战略经济对话会议期间，美中两国共同宣布我们将着手一项为期十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合作计划。这项合作不会取代目前正在进行的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进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磋商。我们将继续努力并敦促各国在明年年底之前达成一项有效保护环境并同时经济持续增长的共识。成功地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需要来自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引领示范。我们的十年能源及环境合作框架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因为美中两国将集中关注共有目标——其中包括能源安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洁净水、净化空气和保护未开发的美丽如画的自然资源。
这项合作可能带来我们难以想像革新并为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创造新的途径。我经常听美国公司说中国的客户已经准备好购买他们的技术，但是他们因为担心设计和技术会被盗而不出售这些技术。在中国，我从政府官员那里听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帮助净化中国的河流以及控制大量源自烟囱的污染，但是那些技术非常昂贵，部分原因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都有意于解决这些困难，而且我们也能够解决这些困难。让空气变得清新，让水变得洁净，改善我们人民的健康以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是我们强有力的动力。
环境挑战
20世纪初，美国经历工业化时，举国都在修建工厂和制造厂。这些工厂和制造厂产出产品的时候，他们也把工业化学品和废弃物排向我们的环境。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巨大环境挑战，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水质也不断恶化；90%的河流呈现出严重污染的迹象，62%的河水不适合鱼类生存。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跟踪观察了你们如何寻求解决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问题。
在美国，我们通过把严格的法律法规与执法的决心和能力结合起来解决问题。库亚哈嘎河的这个灾情导致了《1972年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案》的出台。以后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如今伊利湖拥有6亿美元之多的年度渔业收入。
能源挑战
经济活动在中国与美国一样，都离不开能源，而且能源挑战跟环境挑战一样惊人。
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向各位讲述你们已经知晓的东西，在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以及环保之间实现均衡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了解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也在继续寻找解决方案。
能源安全的提升与环境保护
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我国政府为应对这些影响采取了大量措施以保护我们的水、土地和空气。为新的清洁技术提供经济激励以及强有力的政策和执行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
美国还认识到通过保护自然资源来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通过各种联邦、州立和地方的政府机构，我们保护着并管理着自然资源。此外，我们也希望私人部门和富有活力的非盈利组织能够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努力。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也已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性，我赞赏中国采取的立法措施，这些措施将更加有效地保护自然栖息地。这些立法快速向前推进十分重要。得知中国每年增加200万公顷的森林并以6%的速度提高森林覆盖率来阻止荒漠化，我备感鼓舞。根据中国官方的项目计划，到2010年，16%的中国领土将成为自然保护区，90%的特有森林生态系统和主要的国家野生动植物都将得到有效的保护。
市场的角色
发挥市场的力量也可以加强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清楚地证明由市场驱动的措施可以低成本地降低污染。
据研究估算，以市场为基础的二氧化硫交易系统将比没有该系统的排放减少约50%，与传统的按照来源划分的规则相比，控制酸雨的成本可以减少高达80%。此外，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系统的年收益据估算将超出项目运营成本40倍以上。
在以高昂的代价试着对原油进行价格限定后，美国也接受了在违背市场力运作方面的许多教训。我们发现浮动价格最能使市场和消费者双方受益。
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尝试过各种价格管制机制。我们不但没有取得既定的结果，却经历了冬季供暖季的石油短缺、供应问题、配给以及国内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与开采的下降。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试图控制输出的价格而对输入价格的控制却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营运亏损，供给也大幅削减。目前，设置燃料价格限制的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遭遇，这从全国出现的汽油和柴油短缺就可以看出。这些政策的后果还延及电力行业，对电及燃料价格上限的设定使得一月和二月雪灾时全国电供应短缺。
中国通过对燃料价格进行管制，正面临着同样的后果——导致全国范围的持续汽油和柴油短缺。这些政策的后果也延伸到了电力部门，对电力和燃料的限价导致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二月份的雪灾中全国范围的电力短缺。
美国已经学习到价格控制会扰乱市场满足供求关系的自然守衡，并导致短缺。因为市场力不可能被完全消除，所以价格控制经常导致走私和腐败。
美国现行能源与环境政策
经验告诉我们能源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就具备了购买更高效用品和汽车的动力，也具备了走出家门以及利用先进技术降低能耗的动力。这种对于更高效率的需求将掀起一波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潮。
在美国，我们鼓励这些创新，并将它们与鼓励和需要更高能效标准的政策和规定挂钩。最终，消费者受益，市场继续发展和增长，我们也离实现更加清洁环境的目标越来越近。
而且这些努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随着我们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增幅近10%，美国二氧化碳排放仅仅上升了1.7%。同期，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上升了5%，而其经济增长却低于我们。在过去的35年里，美国大幅降低了每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1973年至2006年期间，美国经济生产总额从4.3万亿美元增长至11.4万亿美元，增幅265%，而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却只增长了32%。
美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持续进行着调整，我们的努力一直在继续。自布什政府开始执政以来，美国已经支出将近18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宣传清洁高效的技术，并将此类技术市场化。我们在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总统的“10年20%”的倡议旨在10年的时间内通过新的强制燃料经济标准和替代能源降低至少20%的美国汽油消耗。由于近来能源议案已签署成为法律，总统强制360亿加仑的可再生燃料作为运输燃料，是2007年美国运输行业消耗的可再生燃料总量的5倍。
美中合作
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很重要。技术需要进一步发展，并以更快的速度应用这些创新的技术。政策和法规必须进一步改良和完善，以创造适当的激励机制和价格信号。美国和中国的机构需要通过新的创新性的途径管理新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新需求。
美中政府及产业界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以及提高能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并可以更多的唤起公众意识，让大家认识到各种能源选择的环境影响。
当前可以做哪些工作？
随着我们制定了十年能源和环境合作计划，我在中国的朋友们经常问我当前可以做哪些工作来应对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挑战。我的回答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中国可以超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配备并使用先进的能源和环境技术。
应用先进技术将提高中国的能源效率并减少温室气体和有害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将该技术的引入却受到中国对环境产品和服务设置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阻碍。
例如，有一项水膜技术立即就可以应用，正确的使用该技术可以帮助地方社区在减少从发电厂排出的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那就意味着数月之内，部分中国公民就可以拥有更加清洁的水源。然而高达22%的水膜关税让这项技术对于许多社区来说都过于昂贵。
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消除那些可以提高中国人民健康和福利的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推进可持续增长的双边议程
美国和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将于今年6月在我们的第四轮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会晤。我们将紧密围绕界定“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愿景”这样一个主题。该主题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与环境质量之间保持均衡发展。这一愿景有赖于经济开放的战略，尤其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
虽然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一旦我们通过我们的能力和经验来开展合作，那我们就会实现双赢。我们两国都致力于让我们的人民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的自然环境欣欣向荣。我们现在的合作只是为将来解决这些问题迈出了有利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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