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
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7年9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环保局第一副局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坤民教授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是顺乎世界潮流、合于中国国情之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低碳经济，像胡锦涛所要求的那样，“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笔者于6月5日第36个“世界环境日” 来临前夕走访了张坤民教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为呼应这一主题，环境保护部确定 2008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绿色奥运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张坤民教授在关于低碳经济一席谈里，着重论述了中国在创建未来低碳世界中，处于什么地位？面临哪些挑战？宜取何种战略？言简意赅，令人深思。
一、“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
陈谈强:请问，“低碳经济”是怎样提出来的？怎样理解它的内涵？
张坤民:“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 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已经迫在眉睫。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业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2007年发布的第4次评估报告，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新的更有力的科学依据。报告指出: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气温是过去1300年中最为暖和的50 年；过去100年间，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摄氏度；最近50年间，气温上升的趋势是过去100年间的2倍左右；全球范围氷川大幅度消融；世界各地暴雨、洪水、干旱、台风、酷热等气象异常事件频发；20世纪中，全球平均海面上升了17厘米；这种趋势如不扭转，意味着到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海面将上升60厘米。所有这一切，必将对生态系统、食物与水供应以及人类居住，都带来持久深入的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关注国内外动向:全球兴起“低碳经济”浪潮
陈谈强: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动向如何？
张坤民: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下，环境问题也势必全球化。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不研究全球正在兴起的“低碳经济”浪潮，不能不关注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动向，并参与国际合作。
2007年是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一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排20%～30%；4月，联合国安理会把气候变化列为涉及国际安全的辩论议题。同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召开低碳经济和能源与环境政策研讨会；9月，联合国大会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分别召开，气候变化成为重要议题；12月，空前规模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印尼召开，旨在为2012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制定《巴厘岛路线图》。同时，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陈谈强:中国在这方面的动向呢？
张坤民:2007年，也是中国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组合出台和切实施行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一年，实质上也在推动发展低碳经济。除了全国统一行动拆毁所有燃煤小电厂和积极推动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瓦斯）外，上半年，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下半年，先后出台了天然气、煤炭产业政策，以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从12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我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鼓励外商投资，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中央财政于2007年安排235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建筑物强制节能、家用电器节能标准等也正在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发展低碳经济，已经逐步成为我国的战略重点和全民教育的重要方向。
三、发展低碳经济，厉行节能减排:聚焦于中国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量
陈谈强: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景是怎样的呢？
张坤民:
只要消耗一定量的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必然排放一定量的导致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这可以用“碳足迹”来度量其程度。“碳 ”耗用得多，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联合国开发署2007年12月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指出:2004年，中国的人均碳足迹为3.8吨二氧化碳，显著地低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俄国、英国和法国。但是，中国的碳排放量年年在增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运用卡亚公式分析中国碳排放的结果表明:尽管在1980－1999这20年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即能源强度）年平均降低了5.22%，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即碳强度）年平均降低了0.26%，但由于中国人口多，加上人均GDP年增长率为世界人均的6.6倍，而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不到世界的58%，使得碳排放年均增长达4%。
当然，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也公正地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总的碳足迹在加深，但发达国家更应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 66吨和23 吨。美国是最大的排放国，约占全球总量的1/5。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是前五大排放国，共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碳足迹的深浅程度同工业发展的历史有关，也反映出富裕国家累积的沉重“碳债务”——这是对地球大气的过度剥削。富裕世界日益担心发展中国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却不太关注自身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布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的1/5。印度排放在上升，但人均碳足迹还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10。”
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四大挑战:能源禀赋、发展水平、总量突出和锁定效应
陈谈强:您谈到“发展中国家总的碳足迹在加深”，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张坤民:挑战，主要来自4个方面:
第一，能源禀赋: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高。中国拥有居世界第1位的水能资源，第3位的煤炭探明储量，第11位的石油探明储量。已探明的常规商品能源总量为155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量的10.7%。但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探明量只有135吨标准煤，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51%，其中，煤、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世界人均的70%、11%和4%；即使水能资源，按人均量也低于世界人均量。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碳排放强度方面又是特别不利的。
第二、发展水平:能源基础较差及能效较低。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都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仍较低，同时还有几千万人没有用上电，能源消费尚属于生存型消费，今后几十年能源消费必然继续增长，关键是如何降低碳强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第三、总量突出:碳排放总量显眼，“内涵能源”比例大。从历史累计量看，中国自1950年到2002年，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只占同期世界排放量的9.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但中国人口占世界20%，目前的排放总量显眼。同时，也为“内涵能源”量大所累。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鉴于中国当前的经贸结构，必然存在巨大的“内涵能源”出口净值。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及产生的温室气体中，约有1/4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
第四、锁定效应:将会影响今后几十年的决策后果。所谓“锁定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其使用年限都在 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间不大能轻易废弃，即技术与投资都会被“锁定”。中国在积极发展电力的过程中，如果未能避免传统燃煤发电技术的弊端，则这些电站 50年后还会像现在这样较多地排放碳。届时，中国必然已正式承担减排义务，将相当被动。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超前运筹，避免锁定效应的束缚和后患，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挑战。
五、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陈谈强:中国在和平发展中面临种种挑战，需要采取怎样的应对战略呢？
张坤民: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都应当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要制定与实施周密有效的战略。
首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早在1992年8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结束刚2个月，中国就发布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第4条对策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特别强调“要逐步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快水电和核电的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中第13章“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设置了4个方案领域: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由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12个部门的88位专家编写，于2006年12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并增加碳吸收汇，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2007年末的《能源白皮书》把中国能源战略概括为: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节约能源，是中国缓解资源约束的现实选择。中国坚持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全面推进节能，明确了“十一五”期间节能20%的目标。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到2006年，年均节能率达3.9%，扭转了近年来单位GDP能源消耗上升的势头。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综合效率为33%，2006年比1980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明显下降，其中钢、水泥、大型合成氨等产品的综合能耗及供电煤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第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7%大幅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 ；优先开发水力和风力作为可再生能源；为达到此目标，到2020年共需投资2万亿元；国家将出台各种税收和财政激励措施，包括补贴和税收减免，还将出台市场导向的优惠政策，包括设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较高售价。
第四、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与科学发展替代能源。目前，核电占中国装机容量的1.6%。据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0月发布的中国《核电中长期规划》披露，规划到2020年，这个比率为将为4%。同时，对于未来新能源的研发也在加快步伐。氢燃料电池自行车已在上海上市，规模生产后每辆售价可望降到 1.6万元，比目前的铅蓄电池电动车有市场竞争力。
最后，应当强调综合决策与协调行动的必要性。在探讨低碳经济及其相关问题时，应尽量避免“单打一”的思维和决策，而要努力寻求不同问题之间的关联及“多赢”方案。每项对策和战略，必须有别于当前流行的处理单个问题的观点，而要通过统筹的方法，在各个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上，进行综合分析、决断并协调行动，以谋求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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