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后危机时代的新博弈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重危机，除短期的金融危机外，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是人类长期发展共同面对的两个更为严重的危机。金融危机可以靠短期的经济刺激得以平复和修正，但是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发的温室效应、环境恶化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退化，则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来消除，人类走出危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发展既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基能源消耗脱钩，又能实现绿色复苏的低碳经济就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
事实上，能源效率——碳减排权早已成为一种可以追逐的资产。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而诞生的排放交易制度，让全球稀缺资源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并由此产生了市场和交易价格。特别是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中，CDM（清洁发展机制）、JI（联合履行机制）及IET（国际排放交易）的三种碳交易机制推动下，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逐步形成，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即使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爆炸式增长态势，全年交易额达910亿欧元左右，涨幅惊人。
碳排放权之所以受到追崇，是环境稀缺资源的物权可以相互转让。事实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本土实施温室气体的减排异常困难。以日本为例，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4亿吨，按《京都议定书》规定日本2008年排放量应减为11.6亿吨，但其2002年的排放量已达13.3亿吨，不仅没有减少，与基准年相比反倒增加了7.6%。具有主动权的发达国家希望可以通过实施减排指标的国际合作机制将自己的排放“合法化”，这就是碳交易机制设计的基本初衷。
低碳经济是未来全球长期的发展目标。根据我们的测算，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500亿欧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亿欧元（约合19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特别是随着此次G8会议上，发达国家愿与其他国家一起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并且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80%以上的承诺，预计未来5年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真正蓬勃发展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目前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测算，未来五年全球二氧化碳交易的需求量为每年7亿吨至13亿吨。中国未来五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中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意味着未来至少有30亿吨来自购买中国的减排指标。特别是CDM市场潜力巨大。中国的CDM潜力占到世界总量的48%。国际能源署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预计：中国占到2010年世界总CDM潜力的35%－45%，相当于拉美、非洲和中东的潜力总和。
不过，尽管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4个：包括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及澳洲国家信托， 全为发达国家所主导。更为重要的是，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这是全球金融的又一失衡。目前，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本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中国必须积极布局，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是打破美元、欧元等货币制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国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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