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何建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12月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什么是“低碳”？走“低碳经济”之路，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挑战？“低碳生活”，普通人要如何参与？对此，记者采访了气候变化领域知名专家何建坤、潘家华。
能源碳排放量可通过其消费量计算
记者：什么是低碳？碳排放量一般如何计算？
何建坤：低碳，是指较低或者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
从宏观上看，能源消费中的碳排放量，可以通过能源的消费量计算出来。比如，消费1吨石油能排放多少碳，是可以计算的。但从具体来看，准确计算碳排放量，需要编制国家详细的排放清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要对此进行统计和监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监测体系。
记者：减排目标的实施，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监督？
何建坤：从全球角度来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及“巴厘路线图”的要求，他们要承担绝对量化的减排义务，这是有法律约束的承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减缓行动，如果这种自愿行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评议。
我国的减排目标，属于自主发布的目标，这将会列入到“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之中，在国内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对此，我国会有相关统计数字，测算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向国际社会公布实现减排目标的进展。
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记者：走低碳经济之路，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何建坤：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伴随着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主的能源消费的增长。这就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为了保护全球气候，我们必须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会产生经济发展和全球环境保护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对矛盾，就要发展低碳经济，走一种“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体来看，第一，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第三，要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
从现在到2020年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铁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这个阶段，一般的国家都要持续二三十年；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是下不来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会对我们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 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减少碳排放会损害经济发展；我国要走低碳经济之路，会面临哪些困难？
潘家华：这一观点并不科学，减少碳排放关乎人类共同未来，节能减碳，实际上是共赢。
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自然会付出额外的投资和成本。对此，我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也有所成效。
比如说，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从2006年到2008年这3年间，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低碳生活，通过点滴改变来实现
记者：您认为要创造低碳生活方式，公众需要如何参与？
何建坤：何谓低碳生活方式，具体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要尽量坐公交车、换节能灯等，这样能在保证较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减少能源的消费和碳的排放。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消费行为，尽量较少地消费能源、较少地排放二氧化碳，并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公德来提倡。
将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低碳生活会变成一种时尚，奢侈浪费会被大家谴责。
现在，我国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就是必须改变原有的、世界上所证明的规律，应该说是一条没有经验可循的、必须自己探索的新型发展道路，也就是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道路。这既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政策支持，也需要民众全面的参与和企业的鼎力支持。
潘家华：有人说低碳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遥远，以后条件成熟再做。这种说法欠妥。
实际上，低碳生活并不遥远，很多是可以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做的，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未来。例如，我们可以少开车、多坐公交车等，这些简简单单、点点滴滴的改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
哥本哈根会议只是起点
记者：您将跟随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请介绍一下这次大会要讨论的焦点问题？
何建坤：全世界都充满了期待，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就2012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取得一致，达成协议。哥本哈根会议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2012年后，发达国家如何采取进一步量化的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总体上应该比2005年至少减排25%—40%。但从现在发达国家自身承诺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个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是会上要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其次，“巴厘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和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的匹配问题，可能也是焦点问题之一。此外，还有全球的长期减排目标问题等等。
记者：有人称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潘家华：所有发达国家目前做出的承诺，没有一个满足“巴厘路线图”所提出的目标，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5%至40%；而且，发达国家都没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上做出相应承诺。
因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难以制定明确的减排时间表。如果缺乏这些内容，哥本哈根协定只能是政治性协定。但是，由于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最近的努力，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如能促成这么一个政治协定，也是一项成果。
可以说，哥本哈根将是个起点，不是终点。
何建坤：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和利益，也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肯定要通过合作和对话慢慢解决。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全部解决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会有一定困难，而经过“巴厘路线图”这两年来的谈判进展，有些问题已经有所共识，会上可能也就是总结一下已经取得的共识和积极性的成果，把它确定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来再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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