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检视“垃圾围城”
日前，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让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不得不重新正视北京这个尴尬的“七环”，这个每天都在侵蚀北京土地，污染北京环境的“有毒地带”。
由一系列垃圾填埋场、各种各样垃圾所构成的“七环”，是都市化进程无可奈何的副产品，和现代文明带给每个都市人的尴尬。就像修再多的环路也难以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一样，由更大、更多、更远垃圾填埋场构成的垃圾“七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垃圾围城”，现代生活方式的演进，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足以让再大、再多的垃圾填埋场，都很快不敷使用。
倘“垃圾环线”继续外扩、外移，无需太多时日，“垃圾围城”大军的污染营盘，就会扩大到邻近省市的土地上。可以说“垃圾围城”是一种“都市病”，一种现代文明综合征，要根治之，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
解铃还须系铃人。“垃圾围城”既然是由现代文明所产生的综合征，要治愈之，显然也只能仰赖现代文明。在许多发达都市，垃圾填埋技术有了革命性进展，填埋效率提高，二次污染减少；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也已发展了三代、四代，原有的种种弊端，如产生大量有毒气体、颗粒污染和水源污染等，正逐步得到解决。这些都市进入现代文明更早，“垃圾围城”现象持续更久，它们能通过现代文明做到的，北京也可以汲取它们的教训、借鉴它们的经验，努力做到。
应该看到，“垃圾七环”现象的出现，“垃圾围城”形势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北京的垃圾处理能力，远远无法与都市化节奏和人口增长频率同步。因此，在提高垃圾处理技术的同时，北京还应该想方设法减少城市垃圾的产生。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垃圾？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对城市建筑的拆除，建立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凡是能通过维修、调整功能等继续使用的，就不要轻易拆除重建。要知道，在一拆一建之间，大量的建筑垃圾就会产生，而这些垃圾又很难处理。可以说，少拆除一座城市建筑，就能少产生很多城市垃圾。有人建议给每座大楼设定“生存年限”，其实有道理，通过长远规划，完全可以减少城市建筑“英年早逝”的“杯具”。
又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活垃圾。这不只是要提倡市民“绿色生活”，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用品，更要让市民养成细分生活垃圾的习惯，并对这种习惯给予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和奖励。这样，就可以提高生活垃圾的回收率，降低垃圾的产出率。
不一样的城市管理制度，可能产生不同的垃圾量。许多不必要的垃圾，可能就是制度不完善的产物。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减少城市垃圾的产生，打破北京的“垃圾围城”，还需要艰辛而又细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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