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主烧派与反烧派分野的背后
垃圾处理缺什么？
2010年2月23日，32位从事有关垃圾处理、环境研究的专家奔赴广州，他们被邀请参加“广州市政府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在对于是否建立“垃圾焚烧场”的问题上，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等31位专家因赞成建立垃圾焚烧厂被媒体称为“主烧派”，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则是唯一一名“反烧派”。
赵章元此次出席会议对于一些专家们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有专家私下里犯嘀咕“赵老师怎么也来了？他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啊！”
路线差异
王维平是一名垃圾处理对策专家，现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他给记者画了一幅图，告诉记者整个垃圾处理的体系。他指出，中国在垃圾减量化、垃圾分类上存在缺失。
据王维平介绍，中国和日本、美国目前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垃圾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而日本等国由于实现垃圾减量化，单是日本在近十年垃圾总量减少了一半左右。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垃圾处理体系不健全，市民素质参差不齐，故在垃圾的源头分类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目前国际上普遍推行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遵循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个原则。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对垃圾进行分类，是实现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要因素，在垃圾源头分类这一问题上，日本居民的配合度为83%，德国为78%，中国为50%以下。
建立垃圾焚烧厂在近些年才刚刚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中国以往对于垃圾处理的方式主要有垃圾填埋、垃圾堆肥两种。而在许多国家，垃圾焚烧是一种传统的处理方法，也是目前各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方法。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告诉记者，中国进行垃圾填埋以1989年上海建立的垃圾处理场为标志。“这项技术是不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只是将以前到处乱堆乱放变为集中堆放。1998年起，国家开始进行卫生填埋，我们做的和英国、美国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差异。”
他同时介绍，目前所使用的垃圾焚烧技术进口的成分较高，但也并不完全是国外引进的，其中在垃圾焚烧中使用的流化床技术是由关停的小火电转到垃圾焚烧领域的。但炉排炉技术的控制系统则是进口的。
目前垃圾焚烧主要有三种形式：炉排炉焚烧、流化床焚烧和回转炉焚烧。其中炉排炉技术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炉排炉技术是将垃圾放入炉排(分为干燥区、燃烧区、燃尽区)。借助炉排间的交错运动，推动垃圾依次经过三个区域直至燃尽排除炉膛。炉排炉技术对炉排材质和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目前由于中国垃圾没有严格分类，垃圾水分较高、成分复杂，所以很难将垃圾焚烧彻底。
作为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对于北京市的垃圾焚烧炉等设备非常满意。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张文阳告诉记者：目前国外焚烧炉排炉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德国马丁炉排炉技术也已国产化。中国当前应该做的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体系，以减少进入填埋场的资源化垃圾量。
在这些专家们看来，中国垃圾处理在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方面是滞后的，缺少自己的垃圾处理人才和相关科研。
研究轨迹
据介绍，中国最早关于垃圾处理的研究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1979年，北京建立了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当时该研究所研究的重点是垃圾车。“80年代，中国国内既无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更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所谓的研究机构也只有一两个。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十年之后才逐步开始建立法律法规。”王维平告诉记者。
1996年4月1日，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固废法》)，该法律在2005年4月1日被修订。《固废法》的颁布被认为是垃圾处理的标志性事件。
直接推动政府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原因是“垃圾围城”。上世纪80年代，北京曾遭遇了一次“垃圾围城”。1995年后，中国开始重视垃圾处理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垃圾填埋技术”，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对垃圾焚烧发电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这些技术基本上是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学习借鉴其检测标准，制定中国的法律法规。”王维平说。
在25年的垃圾处理研究过程中，王维平眼看着一个个研究所建立。“先是有中国城建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然后各个地区也逐渐建立了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但是这些研究所都是后来才有的，研究所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有的虽然有，但是非常小，投入也很低。”
“北京(城市建设)研究所是全国最大的研究机构，但是也不过200人，杭州研究所100人，武汉研究所才70人，南昌目前还没有。”王维平指着地图告诉记者，“说研究力量不足，首先人就不够。”在他看来，垃圾处理涉及数百个专业，有机械、工程、环境等，不足数百人是不行的。
人才之困
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文阳也参加了今年年初广州市的专家咨询会。最初，张文阳主要从事的是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治理方面的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国内掀起“出国热”之时，原本在一个研究所就职的他被派往德国学习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据他回忆，由于当时一个中德环境研究合作项目的德方负责人发现中国并没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专业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便指定张文阳等人赴德学习垃圾处理。
张文阳回国以后发现，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有关垃圾处理的相关工作，但是很多专家并非足够“专业”。“很多专家以前是研究水污染、大气污染或其他专业领域的，很少有人对垃圾处理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大多是半路出家。”张文阳说。
中国对于垃圾处理的技术、设备研究有很多，但是对于整个资源化技术体系的研究不够。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很多专家只是研究垃圾处理上的一个小部分，比如只是一种焚烧炉的一个部分。而焚烧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光是焚烧炉都有上百种。
“这种研究缺少在大系统中的定位，有时会不切实际。”王维平指出。
2010年2月23日，在广州市的专家咨询会召开之时，本是被邀请专家之一的王维平踏上了前往日本考察的旅途。此行是北京市政府专门组织的垃圾处理技术考察之行，与王维平同行的还有一名来自北京市阿苏卫地区、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场的市民——“驴屎蛋儿”。为了阻止建立阿苏卫垃圾焚烧厂，“驴屎蛋儿”和其他反对者曾搜寻国内外关于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最新资料，形成一份长达77页的综合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王维平帮助他们将该报告上递至政府部门，并建议了此次“日本之行“。
他们参观日本的垃圾焚烧场之前有着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去过垃圾焚烧场吗？”王维平问。
“没有！”对方回答。
“那你怎么反对？”王维平接着说。
“这个……我们一起看看吧，一起学习学习！”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在王维平看来，这些市民没有去过垃圾场是情理之中，但是一些专家也这样就显得说不过去。王维平同时还担任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带学生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要下垃圾场去学习。因此，对于国内一些垃圾处理专家的研究他很不认同，“很多专家连垃圾场都没有进过，连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连垃圾焚烧炉都没有见过，只是‘坐而论道’，这种研究毫无意义。”
谈起自己德国学习的经历，张文阳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在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完全是在不同的垃圾资源化工厂和焚烧厂度过的，在那里作为实习生的他们确切了解了德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和技术体系的完整运作流程。在他看来，目前正是由于一些专家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垃圾资源化处理专业知识，才导致中国在一些项目上出现不恰当的决定。
经费之困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通过了一个文件——《全面推进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意见》。在该意见中，北京市政府决定下拨1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在王维平看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记者询问这些经费将有多少真正用于科研的时候，王维平直言称这个专业的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迄今为止也没有受到重视，“就系统内部而言，建设部、市政委、城建局的内部研究经费不到整个垃圾处理问题投资的百分之一。”他说。
由于上海市政府的重视，担任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赵由才每年能获得近千万的研究经费。他同样认为该领域经费不足，他认为相比国家对于水污染的处理而言，无论是在工程上还是在科研方面，国家对于垃圾处理方面的投入都少得可怜。“垃圾处理的科研全国投入不足1亿人民币，而对于水处理每年上10亿。”他说
一边是科研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张文阳还曾发现一些专家和企业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浪费国家经费。2007年，他曾对四川地区的一些垃圾堆肥厂调查，并上书国务院。“目前，中国的垃圾做不好，主要是与国内的垃圾处理厂有较多商业化运作有关。”他说。
张文阳回国后重点开展生物质垃圾再生能源化方面的研究，但是，一直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拿不到项目，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关系。由于西南交通大学是以“铁道”研究为重点，自己的专业在申请项目中缺乏相关的支持。“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学校，全国高校都一样。我们这些回国人员往往没有关系所以拿不到项目。”他说。
生源缺失
虽然目前各大高校的环境工程院系纷纷开办垃圾处理相关专业，但垃圾处理专业十分冷清，生源总是比不上水污染治理等专业。
徐珊现在在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会工作，去年她刚刚从英国西苏格兰大学的废弃物管理专业拿到硕士学位回国。在徐珊的班里只有20个学生，同一家学校的经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人数则多达200人，与此同时徐珊还是这个“小班”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我觉得这个专业够冷门，一方面录取的几率比较大，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会比较上心，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读。”徐珊说。
她告诉记者，这个专业在当地只有两所学校有。其他学校多开设“环境管理”学科，学这个专业的人比较多。虽然西苏格兰大学废弃物管理专业学生不多，但是学校该领域的教师有13名。
专业冷门，师资雄厚，导致往年这个学校的学生没有毕业就已经被用人单位招走。但这种状况却在徐珊的上上届戛然而止。“我们的同学多是要在家耗上一年半年才能找到工作。”她说。相比西方国家垃圾处理行业的下坡路，回到中国的她显得比较幸运，“中国目前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有就业机会。”她说。
“就业情况决定着专业的热门与否。因为目前中国垃圾处理体系不健全，垃圾处理总是一埋了之，一烧了之，生活垃圾资源化政府基本无热情，该专业的学生走上社会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带过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后，没有一个从事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方面的专业工作。”对于该专业的冷热原因张文阳一语道破。
据了解，国内众多高校都开始对该领域进行关注，设置了相关课程和专业。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使得该专业成为了一个“备胎”。
“目前国内研究垃圾处理主要集中在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但在我们学校，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往往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 同济的赵由才说。
而在这些学生中毕业后从事垃圾处理的研究者，赵由才用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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