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场到底能走多远？
近年来，三聚氰胺牛奶重现、镉大米、海南毒蔬菜、膨大剂西瓜等种种食品安全问题相继曝光，一股餐桌上的自救运动开始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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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国家部委、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极大地催化了开发有机农场的商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CSA（社区支持有机农业）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人温铁军说，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54家采用CSA模式的市民农园，在北京就有接近10家。在广州白云区的流溪河畔，记者亦发现有连片的农田菜地被一些公司承租，策划成供市民农家乐的种菜收菜庄园。
然而，这些农场的出现并没有因为需求的增长而经营得红红火火。一份来自广州市工商局的数据表明，虽然这两年来有机农场注册数以50%的速度增加，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大多数不到一年就支撑不下去了。去年注册的今年很少来年检”，市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处有关负责人说。全国54家采用CSA模式的市民农园也仅有温铁军创建小毛驴市民农园取得了成功，成立三年来，今年开始有点赢利。一家温州公司在广东连南南岗开发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在供港生意红火了一年后，如今也打道回府。
与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相悖，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的有机农场是不是不适合现代社会？在人们的热望中，有机农场到底能走多远？
前景看好却难以为继
去年10月，从事环保工作11年的姜喜诚先生在广州白云区人和镇镇湖村租了18.9亩农田，开始筹建“低碳亲子农场”。
每逢周末，他就利用此前的客户关系招揽一批年轻妈妈来农场种菜、摘菜。他把菜地按面积出租，客户没时间也可以替其打理，收获后送菜上门。“放心有机蔬菜”的招牌一下子吸引了100多户人家来参与。
今年春天记者来到现场时，初春的菜地已经满眼新绿，长势喜人。不少妈妈们带着孩子兴致勃勃地在田间劳作。
面对不断扩大的市场，姜喜诚决定增加投资。
“这里的蔬菜不施化肥和农药。”姜喜诚是广州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他把公司开发的畜禽粪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农场种菜联系起来——“我帮养殖场免费处理粪便，作为交换，他们把处理后的粪便给我堆肥种菜”，养殖场的禽畜粪便经过环保设施的萃取处理，甲烷可以减排80%到90%，而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是二氧化碳的21倍，达到减排又无公害种植的目的。
同时，姜喜诚还开了博客——广州妈妈种菜坛，宣传他的环保与食品安全理念。“五月份之前生意都很不错，除了带着孩子来种地体验生活的人外，还有不少人专门开车来买有机菜”。姜喜诚说着那时的盛况仍有些兴奋。
然而，他没有想到，五月过后情况即急转直下。“开始是下雨天，种子下去全烂在地里了，后来好不容易补上了长出菜苗，高温天气把菜苗都晒死了”。最后让他彻底放弃的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贵，实在是顶不住了。
目前姜喜诚的有机农场已难以为继，停止了运作。
空巢农村撑不住有机农场
远在连南的南岗镇小塘村，早在3年前就开始了“有机农业”实验。那时候金融危机让温州人李品超在中山的食品加工厂没有了订单，一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无事可做。
2008年的一天，当李品超走进小塘村时，立即被这个小村庄吸引了。那时，高速公路只是通到连南，从广州到南岗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村子坐落在山脚下，一条沟渠将山涧里的水引到家家家户，整个村庄镶嵌在绿色的山体里。“这里从来就没有建过工厂，生长出来的蔬菜100%的有机。”李品超说。
他立马决定，在该村推进有机农业实验。他要在这里种植高品质的有机蔬菜销售到香港高端的农产品市场。
“农民工返乡后广东政府决定免费培训技术，当时我就给南岗镇提出找华农培训蔬菜种植技术，然后到我的农场去种菜，这个主意大家一拍即合。”李品超说。
这一年，各方皆大欢喜，李品超的有机蔬菜成功地打入了香港市场，返乡的农民也有了收入。
然而好景不长，2009年，当来自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山里的年轻人开始成群结队出外打工，原因是呆在山里太闷了。青壮劳力流失后，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妇女，根本挑不起成天刨土挑粪的重担。
此外，当地的农业机械越来越普及，导致村里养牛的数量锐减，这直接造成了有机肥料的减少。虽然连年过七旬的老人都知道有机好，但收粪和挑粪的现实困难，使得他们还是经常偷偷施用化肥。用了化肥的“有机蔬菜”一到香港就过不了检查的大关，只得在深圳按一般蔬菜价格买给了超市。
近年来，假“有机”在市场上的大量出现，一度动摇了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信心：在一些通过国家认证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民坦言化肥照样添加；一些菜贩表示，每斤菜加五角，“有机”认证便可以办妥；甚至不少蔬菜经营公司爆料说超市中95%有机蔬菜都是假的。
尽管李品超一直很看好有机蔬菜的市场，过去几年，他们在小塘村已累计投入60万元，包括修沼气池、化粪池、购买杀虫灯、拉电线、制作有机农药等等。然而，面对着市场上陡然出现的信任危机，他坦承，去年已经彻底失去了广州、深圳的有机蔬菜市场，连南蔬菜基地不得不亏本转让。
“小毛驴”模式能否推广？
就在广东有机农场举步维艰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发起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向人们展示出有机农场的一线新希望。
“自农园投产以来，2009年亏损，2010年基本收支持平，2011年有一定的盈利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负责人石焉博士说，农园的客户目前已达到700多户，其中劳动份额的占260多户，配送份额的占460多户。
创建于2008年4月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凤凰岭山脚下，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孵化出来的一个现代农业项目，土壤和水源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符合有机种植标准。
据了解，“小毛驴”农园的农产品价格相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并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农园上班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实习生，因此节省了很大一笔人力成本。同时也去除了中间商，直接把产品交到市民手中。
“小毛驴”的运营模式与姜喜诚的公司略有不同。据石焉透露，他们一开始就与参与者订好合同，风险共担并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与人大这块金字招牌分不开的，私人公司在没有信誉之前要自己承担风险，失败的概率相当大。”。
这一模式成形后得到了市民的广泛支持。不过，也有人提出让公司也来参与CSA的运作，因为公司能够提供资源及技术，便于进行规模化生产，能惠及更多的人。但作为创始人的温铁军却坚定反对，“不想进行产业化运作”。
他认为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本身是针对主流市场体系的。公司首先考虑的是利益问题，并且大规模生产内在的复杂性让人很难了解生产过程中最具生命力的东西，疏远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同时它唯利是图的天性也难以保证公平。
而他创建“小毛驴”的最终目的是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引导城市健康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形成和推动一种社会公共参与的食品安全活动。“现在我们的收入，大部分用在教育、培训和宣传（有机农产品）上，并不想推而广之”。
然而，大多数有着同样梦想的创业者却并未能复制到“小毛驴”的成功经验。据了解，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54家采用CSA模式的市民农园，在北京就有接近10家。这些有机农场真正赢利的屈指可数。用专家的话来说，农业是与风险紧紧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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