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治理：“零废弃”思维渐行渐近
不管是“眼不见为净”一埋了之，还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无害化焚烧降解，垃圾总会以某种形式和我们相伴。减少垃圾污染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垃圾本身——让垃圾尽可能多地转变成再生资源。而要达到“零废弃”目标，需要资金和技术，更需要创新的思维 垃圾治理：“零废弃”思维渐行渐近
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环保人士开始转变思维：即使是最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要做到“零污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垃圾无害化处理过程越来越大的成本，更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包括个人无法承受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将垃圾看成是讨厌的“废弃物”，而将它视为一个“资源”问题，我们的回旋余地就会宽裕许多——如果我们有办法做到“零废弃”，那么“零污染”也就水到渠成。
一群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制造出一堆垃圾，然后因为讨厌它们，把垃圾烧了或是胡乱掩埋，以为就此眼不见为净——谁知没有被“善待”的垃圾们，在集聚了更大能量后一点点冒出地面，回到人类世界后，开始向这群人实施“报复”……
让人担忧的是，这并非好莱坞B级片的大路货桥段，不会在90分钟后的“TheEnd”字幕中结束，而是始终与我们相伴的现实。
瑞典：垃圾处理“华丽转身”为绿色增长机会
在瑞典，人们会告诉你：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瑞典人说：“我们把垃圾看成了能源，它们为我们创造了财富。”
在瑞典南部，曾经有一场著名的法庭官司。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她的煎锅走到了垃圾回收站，她搞不清楚手里的这把煎锅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个回收的容器里，虽然她也询问了回收站上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老太太把煎锅放到了塑料垃圾回收容器中，结果被控告并判了罚款——因为她没有把垃圾放到对的地方。这件事情在瑞典引发巨大争论。
在瑞典，垃圾分类背后有一套严厉的监督体系和激励机制。“我想这个事件以后，也许瑞典的垃圾回收站变得稍微宽容点了。”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姚汉森(Bengt.E.Johansson)感慨道。但从这桩官司中足以看出，“分类”与“回收”，已经成为瑞典人的一种生活传统。
强化“生产者的责任”
这个900万人口的国家，平均每个人每年制造500公斤垃圾，这些垃圾的一大半通过物质回收循环利用了，另外一小半通过焚烧从垃圾转化为能源，为瑞典的家庭供热供电，只有4%被填埋。根据欧盟对垃圾循环利用和能源恢复的定义，瑞典的垃圾回收率达到了96%，成为世界的领先者。
这一成绩，与瑞典在垃圾管理方面长期持续的努力息息相关。瑞典的垃圾管理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参与者：当地的市政负责家庭垃圾，生产者对各自的产品负责，产业或商业社区对其余的垃圾负责。
瑞典是最早提出生产者责任想法的国家。早在1975年，瑞典就提出关于废物循环利用和管理的议案：产品生产前生产者有责任了解当产品废弃后，如何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废弃产品。1995年，瑞典将“生产者责任”正式列入法规。“我们有针对生产者责任的严格法规，每个生产者都对卖出去的产品负有回收的责任，比如，每个卖酒的必须收回酒瓶，每个卖电池的人都要回收废电池。”姚汉森说。
要做到“全民回收”，法规制度的建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让全民“心甘情愿”地去做，让民众切身体会到回收所得到的好处。举个例子，瑞典家庭去超市购物之前，往往会准备好两样东西，一是带好自己的环保袋或是用过的包装袋，因为超市的袋子是要收费的；二是带好家里收集起来的瓶瓶罐罐，来到超市里，就将这些瓶瓶罐罐放进专门的收集口中，随之一张标明金额的单子吐了出来，凭着这张单子，顾客可以从超市的收银处拿到“回收费”，或者就干脆用来冲抵自己本次的购物。
为垃圾焚烧找到一个盈利出口
垃圾焚烧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字眼，然而在瑞典，人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垃圾转化为能源”的一项环保举措。
严谨而公开的数字统计，让瑞典人的确不用为他们的空气质量而担忧。1991年，瑞典一共有18座垃圾焚烧站，每年排放100克二恶英。到2006年，瑞典的垃圾焚烧站总数上升到29座，全年排放的二恶英是0.7克，远远低于交通行业、工业所排放的二恶英。
在选择垃圾处理的优先权上，瑞典采用欧盟所提出的“垃圾处理层级原则”，先是号召垃圾减量，然后在再利用、材料循环之后，才采取垃圾焚烧。所以，送到瑞典的垃圾焚烧厂的垃圾已经是通过层层筛选过的，一是保证了废弃物尽可能地被循环利用，并且避免不合适的物品进入焚烧；二是保证垃圾的热值，成为名符其实的“燃料”。
为了提升垃圾的生化处理率和提升塑料制品的循环，避免上述废弃品的焚烧，瑞典政府还对用作焚烧的家庭垃圾征税。垃圾焚烧厂所要缴纳的家庭垃圾焚烧税，取决于这家焚烧厂是不是用来供电，如果供电的话，转化效率如何。比如，一家不供电的垃圾焚烧厂需要缴纳每吨500克朗的税收，而一家发电效率符合标准的垃圾焚烧厂只需要缴纳每吨100克朗的税收。通过这样的经济杠杆调节，一些落后的垃圾焚烧厂自然被淘汰了，市场上剩下了真正的“从垃圾到能源”的垃圾焚烧厂。一项针对欧洲国家的“能源恢复”的调查显示，瑞典的“从垃圾到能源”工厂的转化效率是最高的。
“垃圾焚烧首先要在环保上达标，在这个前提下，尽量做到最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即使中国的垃圾比国外的垃圾热值含量要低，一座从垃圾到能源的焚烧厂，也是能在经济上做到自我运营的，但问题在于是否能回收你的原始投资。环保这个问题是，你的标准做得越高，你的前期投资可能越大。”ECOEnergy总经理Niklas Ahlsen说道，这家来自于瑞典的公司专门提供垃圾焚烧处理的解决方案，正在为常州的一个垃圾焚烧厂提供设计与运营顾问。
当初，垃圾治理在瑞典更被看成是一件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保证环境的整洁卫生、不影响自然和人类健康。但随着观念和技术的发展，瑞典人开始将垃圾治理看成是“资源利用”，并且摸索到了一系列可持续的方法，特别是在沼气利用和能源恢复领域，同时取得了环境和经济上的双赢。
“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瑞典Ostergotland清洁技术协会的主席GertKindgren会告诉你这样一个等式，“我们把垃圾看成了能源，它们为我们创造了财富。”
巴西：热带天堂如何成为“拾荒者乐园”
巴西目前共有60万从事“材料再利用和回收”的拾荒者。相对许多国家对拾荒者的传统偏见——无家可归的、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的人群，巴西的拾荒者大军却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标准的两倍，他们被政府看作是解决垃圾问题的主力军。
“从明天起到2014年年底，凡是购买固体废物作为其产品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材料的企业，将获得工业产品税(IPI)的税收信用。”去年11月21日，巴西社会发展部长Tereza Campello在巴西“第十届垃圾与公民论坛”上宣布这项税收激励法案。
消息一经传出，巴西国内的两大类人群明显受到这项新政的触动。首先是对政策导向异常敏感的企业家们：新政策意味着企业的产品要想在未来的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就必须考虑这项税收激励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政策将重新设计——到底有多少原材料可以使用回收的废物，或是干脆针对利用回收废物研发新产品。
另一大人群，则将会直接受惠于这项新政，他们就是在巴西街头或是垃圾处理站中到处可见的拾荒者。因为这项新政明确指出“固体废物必须从材料拾荒者合作社直接购买，该合作社的规模必须在20个人以上，禁止私营企业的参与。”
拾荒者合作社
事实上，这项由巴西总统亲自批准的法案，让全国数以万计的拾荒者在工作和收入上实现“双丰收”。巴西应用经济分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1年，巴西共有60万从事“材料再利用和回收”的拾荒者。相对许多国家对拾荒者的传统偏见——无家可归的、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的人群，巴西的拾荒者大军却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标准的两倍，他们被政府看作是解决垃圾问题的主力军。在过去五年中，联邦政府对拾荒者的定向投资已达到相当于约15.4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并帮助他们购买设备、机器、车辆以及厂房仓库的建造。
为何巴西的拾荒者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这需要追溯到19年前成立的一家名为“巴西回收委员会”(CEMPRE)的民间公益组织。
CEMPRE是由13家在巴西的跨国公司以及巴西私营企业一起出资成立的，其中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奔驰、利乐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当时成立的主要宗旨，是在巴西建立一个平行于政府环卫部门的垃圾回收体系，帮助巴西政府提高垃圾的回收率。在CEMPRE对巴西各地的废物回收管理项目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巴西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回收工作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完成的，也就是出自于拾荒者这一社会的弱势群体之手。
于是，鉴于巴西的发展状况，CEMPRE决定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机制，发展拾荒者合作社，帮助这些拾荒者提高工作的效率，并提升社会地位和收入，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社会的失业率，另一方面，利用巴西的廉价剩余劳动力，采用人工分拣的方式来提高垃圾的分类效率。1994年，CEMPRE推出了关于发展拾荒者合作社的教育工具手册，这份手册的教育对象大部分是文盲的拾荒者，向他们讲述如何跨出建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包括这些拾荒者的生存现状；城市回收和环卫项目是如何进行的；拾荒者的安全和个人卫生建议；在收集垃圾的同时不弄脏街道的重要性，以及与社会的其他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正是在CEMPRE的推动下，拾荒者合作社的模式得到了巴西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巴西民众的认可，拾荒者从过去的游击队作战转变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正规军。目前全巴西已经建立起610个拾荒者合作社，每建一个合作社只需投资2.5万-5万美元。
随手拣垃圾很值得
如果你在圣保罗想要扔掉一部旧手机的话，先不要忙着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只要登录www.e-lixo.org的网站，输入你的地址和准备丢弃的电子垃圾的类型，就可以找到离你最近的、接收该种类型垃圾的地方。这个网站把谷歌地图和圣保罗的电子垃圾收集站数据库结合起来，使得信息直观可见，轻松获取，更加实用有效。
虽然巴西的总体垃圾回收率还无法与瑞士、德国、荷兰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但在一些领域，巴西的回收率令人刮目。比如，2005年，巴西回收了当年出售的96%的铝罐，大约940万个铝罐……越来越多的促进垃圾回收的活动在巴西受到关注。去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拉开帷幕的“干净的巴西！我们一起来行动”的全民拾荒活动，点燃了巴西众多城市居民的热情。9月25日，活动辗转到坎皮纳斯的时候，一共有12000个人参与，总共收集了400吨垃圾。
日本：商业化的“垃圾创意”
资源循环如果和利润不挂钩的话，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必须要为这些资源循环找到一个商业化的模式。实现商业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一整套体系。
猪骨拉面，是位于日本南部福冈县的特色小吃，1000多家拉面店散落在福冈的各个角落。这些拉面店每天门庭若市，卖出无数碗用猪骨汤做底料的拉面，与此同时，也扔掉无数桶废弃的猪骨。如今，这些猪骨已不再承受成为“垃圾”的命运，而是被专门送到一家为这些废弃的猪骨而成立的公司，在那里变身为独特的园艺肥料——“福冈猪骨粉”——熬汤之后的猪骨中依然含有丰富的化学物质——磷，磷被称为肥料三大营养成分之一。
从废弃的猪骨到倍受欢迎的园艺肥料，经历了变废为宝的过程。福冈资源循环利用综合研究中心（简称“循综研”）的研究开发课课长川原贤二指出，这其中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废弃物从哪儿来，二是产品应该卖给谁。要将废物利用成为一项事业，不仅需要开发专业性强的回收利用技术，而且需要制定有关的手续制度，并建立稳定的原料提供与再生产品的流通体制。
在福冈地区，专门致力于废物利用的新公司，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垃圾创意”的成功案例在福冈比比皆是。
比如将纸尿布变成建筑材料。过去，使用过的纸尿布除了被焚烧或填埋，对环境造成影响之外，没有其他的利用价值。但循综研却打起了废弃纸尿布的主意。先是解决“废弃物从哪儿来”的问题——只有把同类别的废弃物放在一起、形成规模的时候，这些废弃物才具备成为“资源”的资格。将这些纸尿布回收在一起，提取其中所含的纸浆之后，接下来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如何取得更多的纸浆？循综研的科研人员们通过水溶解处理，已经将最初的40%的利用率提升到了80%。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不过，另外一个难题随之而来——“做成什么样的产品，卖给谁？”——找到市场的切入点，往往是废物再利用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点。
循综研的科研人员们一开始认为这些从废弃纸尿布中提取的纸浆有三种可能的用途：造纸、再回收制成纸尿布；用于建筑。后来发现前两条路都走不通，因为废弃纸尿布里的脏东西无法完全清除到可以造纸和纸尿布的程度，而用于建筑则是一个很好的出口。“过去，我们使用的是石棉，后来开始使用纸浆，这样可以让建筑物更加牢固。从前用的是新纸浆，现在则可以用回收的纸浆，用于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川原贤二表示。如今，这项出品于福冈的技术正在国内外得到普及。
在这些成功商业化的“垃圾创意”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参与者，那就是循综研。它是福冈县政府下面的一个机构，循综研与企业、大学一起研究最新的技术，并为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但不参与企业的利润分成。相比传统的科研机构，循综研更注重拉近研发与市场的距离，对于一些容易只偏向于学术、理论、技术的工作，不仅由研究人员参加，而且还请企业、行政人员以及NPO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另外，为了建立稳定的循环利用体制，循综研作为政策推进型研究机构开展各项活动，综合性解决各种问题，比如配合分类回收、确保再生产品的销路等。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资源循环如果和利润不挂钩的话，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必须要为这些资源循环找到一个商业化的模式。实现商业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一整套体系。所以，这是一个集中了上层和下层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出于川原贤二所指的理由，2001年，福冈政府专门为促进资源循环经济而成立了循综研。
长期的环境治理为福冈培养了环保产业的土壤，在北九州的生态工业园里面，聚集起了一大批的“再生事业”——从塑料瓶、办公设备，到汽车、荧光灯、豆腐渣、食品残渣……形成了福冈独特的产业竞争力。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