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从经济学角度看“洋垃圾”
近日，有国内媒体援引的一则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由于中国拒绝，几百吨原本是运往中国的生活垃圾正在被运回它们的老家英国。该报道引述英国环境署的话说，如果伦敦当局想不出解决办法，英国人很快将会看到沿街垃圾成山的场面，而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环保意识的苏醒，洋垃圾输入中国将越来越困难。
如果不是这个报道，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这样一个现实：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成为很多国家垃圾处理的目的地。英国政府的调查显示，从中国到英国的集装箱货船通常载满各种生活消费品，但许多船只在返回时则装满英国的废旧物品和回收垃圾，英国每年输出到中国的垃圾数量达200万吨。中国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滘村就曾因“洋垃圾村”而闻名中外。
一国成为另一国的垃圾处理地，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一方面，垃圾输入国的民众会指责其政府怠于行使职权：为何无法阻止他国垃圾入境？另一方面，垃圾输出国的行为会被环保主义者冠上一顶“环境殖民主义”的帽子：为何你要把垃圾往另一国搬？这种事件并非没有，2006年英国天空电视台曝光了联滘村接受大量英国洋垃圾的事实后，英国相关机构的行为就饱受公众批判。
为何一国要进口另一国的垃圾？除了情感的批判以外，我们可能需要更加理性的分析。以广东联滘村为例，尽管“洋垃圾村”的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垃圾给这个村子里所带来的福利却实实在在：据统计，2005年该村垃圾处理相关产业的总值达8.3亿元，是村集体收入和股份红利的主要来源。而村民也因为众多外来人口的流入，获得了稳定而丰厚的租金收入。
那么，为何这个村子能够从垃圾中获益？答案是，因为规模和集约带来的比较优势：1978年，在大多数村民还只能靠养猪养鸡过生活的时候，有人却靠去外面收垃圾发了家。于是，这种行为就获得各家仿效，垃圾回收规模越来越大。于是，联滘村开始自建厂房成立工业区，逐渐成了全国最大的废旧塑料垃圾回收基地之一。
从联滘村的经历可知，垃圾并不总是给人带来坏处，如果处理得当，流入的垃圾也能让地方居民受益。当然，处理垃圾会有很多环境风险，还是以联滘村的塑料垃圾处理为例，利润来自于这些塑料垃圾中生产出的“丙粒”，就是将废旧塑料重新回炉溶解成的白色小粒，这是生产塑料产品的原料。但是在这个塑料回炉溶解的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气体二噁英，会对人体带来损害，也会给环境造成破坏。
不过，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有风险，不只垃圾处理行业有。而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每个理性的个体都会依据自己的知识对所从事的活动做出判断，比如有人认为处理垃圾得不偿失，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对其有利而值得做的事。大家之所以对同样的事会有不同的判断，那是因为各自的风险偏好不同，或者说大家对生命和环境的估值不同。
那么，不同的风险偏好是如何形成的？除了一些情感上的偏好以外，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偏好都是由人的经济因素决定：低收入阶层的人可能更在乎经济收入，而高收入阶层对环境要求更高。不过，以此来解释垃圾场的形成可能显得“政治不正确”：难道低收入阶层就“应该”获得更差的环境？
二十多年前，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人劳伦斯·萨默斯在世界银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中认为，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还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还处于“欠污染”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萨默斯因为从经济理性出发阐释了发达国家将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性，从而被很多人批评为生态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萨默斯这一理论的实践：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污染成本低廉，我们承接了很多发达国家淘汰后的工艺；尽管接受这种工艺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事，但一些基层民众却从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并掌握了更好的生产技能。但眼下由于收入增加，我们对环境的估值已发生变化，不少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已开始拒绝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比如，联滘村自2007年开始规划向商贸中心区转型，至今已初见成效。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我们就无需对英国洋垃圾事件赋予过多政治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简单。那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越来越珍惜我们周边的生态环境，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垃圾出口；如果交易都是双方自愿进行，媒体就不能视其为“生态殖民主义”。当然，垃圾的出口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最终的出路在于垃圾回收处理技术的提高，只不过该技术的提高依赖于成本因素：在有成本低廉的“环境洼地”可供利用时，谁愿意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呢？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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