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文：大气治理源头改造是要务 末端治理慎防“依赖症”
从“掏钱”的频率和数量来看，政策层对大气治理的决心已经显露无遗。去年10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倾斜。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中央又明确今年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为大气治理加码。
治理资金翻倍令地方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倍感振奋，但怎么花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去年底，围绕中央拨款大气治理就曾在学界引发争论；而在不久前爆出环保专项资金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地方政府补贴无烟煤“狸猫换太子”的闹剧，也让纳税人对财政资金能否真正用在治污刀刃上产生担心。
来自全国范围税收的财政资金为重点地区治污投入，具备合理性和公平性吗？如何确保中央治污资金发挥实效、用在哪里更具效率？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梅德文。
中央为地方环境治理“买单”，具备合理性吗？
环境治理需要政府投资 环境红利要转移支付
记者：有学者在微博上提出，来自全国税收的中央财政资金用于某一地方的污染治理，存在公平性的问题，而且不利于地方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中央为地方环境治理“买单”，具备合理性吗？
梅德文：首先应该认识到，全国财政为污染严重地方拨款治污属于逾期的偿债。
环境污染严重地区重工业发达，对环境破坏严重，包括对大气的污染也严重，这些地区为全国经济增长输送了大量资源，为国家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同时，环境成本却没有得到市场或财政的补偿，形成环境欠账，环境问题累积到现在变得异常突出。
基于这一逻辑，国家应该实行转移支付，把其他地区获得的环境红利转移到重污染地区，把过去获得的环境红利转移到现在治污。
其次，环境污染很容易跨越行政边界，上升成为一个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问题，比如雾霾和酸雨。而由于人是全国性流动的，这本身也会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民生问题。应该认识到，环境治理目前仍然属于公共事业，离不开政府财政投入，国家财政把资金投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这也是民生的要求。
财政资金如何透明有效？
“以奖代补”激励环保投资 注重发挥市场力量
记者：以财政拨款的方式投资治理，以往大量存在使用的不公开不透明，且对效果缺乏考核问责机制。而从50亿到如今的100亿，这一轮的中央资金的划拨有什么特点？从资金规模上看，能发挥作用吗？
梅德文：中央大气治理资金的运作模式解决了激励相容的问题，而“以奖代补”的思路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的治污投入和经济结构调整，将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统筹考虑才能实现环境可持续治理。
但从根本上看，中央财政的污染治理拨款，只是所有治污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发挥的是引导资金的作用。治污费用真正的大头部分，还得来自地方和社会投资。比如中央财政50亿的京津冀等华北六省市区治理大气污染的拨款，与此前有关方面估算的总体费用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记者：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环保资金“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这种现象如何避免？
梅德文：政府有一套严密的财经纪律可以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但是结合一些市场工具和社会管理工具形成多层次的政策组合，将会使这个过程更加透明有效。
地方层面上污染内部化的进程与宏观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需要全局层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来促进的。
我认为，首先，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的法律体制，强化体制内的自我监督能力；其次引导市场力量，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市场资本参与治污，探索治理大气污染的市场机制，以市场高效率撬动更大的治污效果；第三，应借助社会管理组织如绿色NGO、媒体等监督大气污染的全过程，借助社会机构的影响力引导公众参与到治理大气的行动中。
中国环境问题是由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引起的，应对政府失灵需要立法确定政府的绿色责任，改革过去的财政政策，建立与政府绿色责任匹配的绿色财政体制。
有限的中央资金更应该重点投向哪？
源头改造是要务 末端治理慎防“依赖症”
记者：工业及汽车尾气两大领域是去年以来各地治霾短期措施的主要内容，而此次则强调要着眼于调整能源结构等长效举措。在治污领域，投入在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改造，往往会取得不同的成本效益结果。您认为，有限的中央资金更应该重点投向哪几个领域，会取得较为扎实的效果？
梅德文：对末端治理和源头改造，有一种解释是需求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区别。中国长期执行需求学派的政府政策，主张财政投入和货币宽松，形成了一些“堰塞湖”问题，造成需求结构性不足和结构性过剩并存的两难。
因此，长期来看有限的财政资金应该更多向减轻大气污染的新技术投资和环境友好的新产业投资领域倾斜，尤其加大生态建设投入，这才是治本之策。
但目前，实际投向可能追求短期效益，财政资金被用于补贴高排放企业的减产或改造，这样短期内对减少大气污染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治标之策一定要辩证地看，为了缓解严重的污染，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甚至临时性的非常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对此产生依赖症，甚至用短期的治标之术取代长期的治本之策。
应该看到，治标只是为治本赢得喘息时间和回旋空间，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还是要回到治本的道路上来，从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统筹协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长期政策正是供给学派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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