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雾霾须利用好社会经济转型契机
“当前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在传统煤烟型污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以PM2.5、臭氧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空气污染日益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郝吉明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核心专家。去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郝吉明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持续的雾霾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强烈关注。郝吉明对记者表示：“要充分认识大气污染控制的艰巨性，达到既定任务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我国目前大气环境的总体状况如何?
郝吉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对全球1082个城市空气PM10年均浓度进行的评价，我国空气质量最好的省会城市海口排名第808位，空气质量最差的省会城市排名第1058位。据2012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评价，PM2.5成为对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造成最大影响的污染物。
从质量浓度看，我国的PM10和PM2.5污染呈现三个基本特征：年均浓度绝对值高、PM2.5/PM10比值持续上升、浓度分布呈较强的区域性。目前，全国有超过60%的城市不能达到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的燃煤消费量以每年超过2亿吨的速度增长，目前燃煤消费量已超过全球总量的48%;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十一五”期间从1.2亿辆激增到1.9亿辆。燃煤量和机动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一次颗粒物、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年排放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造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区域空气质量恶化。
严重的空气污染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以持续大范围灰霾为特征的重污染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的恐慌心理，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日报：我国以往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是否到位?成效如何?
郝吉明：多年以来，我国针对大气污染实施了多项控制措施，尤其是“十一五”以来，通过实施富有创新性的政策措施，首次实现了全国SO排放总量的下降，并使我国城市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PM10浓度显著下降，城市空气质量得以改善。但目前的控制措施不足以使我国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排放量在每个5年计划内减少15%以上，进而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
原因在于，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法规基础尚显薄弱，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措施的支持不够;我国大气污染综合控制的能力建设全方面滞后，从国家到地方，从固定源污染控制到移动源污染控制，从政策制定到管理实践，人力投入和科学支撑都非常缺乏，无法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更无法应对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突出的区域大气污染。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机动车化进程仍将继续，燃煤年消费量将持续增长并超过40亿吨，每年的新增轻型汽油车将保持在1500万辆以上，我国的大气污染物削减必须在消化发展带来新增排放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削减存量，压力巨大。另外，我国对燃煤和机动车污染的控制水平还非常低，目前主要还是依赖末端治理，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的高效控制措施。
综合以上分析，为了确保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实现，我国需要在法规、管理机制、能力建设、控制措施等多方面进行完善。
日报：你对正在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如何评价?
郝吉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是重污染天气如何大幅度减少。行动计划提出经过十年或者是更长一点的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这是一个带全局性的任务;二是对重点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细颗粒物的污染提出了大幅度削减的目标，这也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设计。
这个行动计划突出了分区控制、分类指导的思想。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不平衡，针对着不同的区域提出了控制的重点，东部地区以控制PM2.5为重点，其他地区以控制PM10为重点，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提出了比全国更高更严的要求。对京津冀周边包括内蒙古、山西和山东也提出了支持京津冀实现目标的计划。
行动计划关注了大气污染产生的重要因素，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改善空气质量重要的举措。这里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VOC排放量符合要求才能成为环境评审的前置条件;二是提高了环保能耗质量标准，促进“两高”行业过剩产能的退出;三是加快能源清洁利用，包括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降到65%以下，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提出了煤炭消费量负增长的规划。
日报：我们注意到，2013年，尽管中央和地方做了很多努力，采取了多项措施治理雾霾，但雾霾依旧严重，还需要采取哪些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
郝吉明：治理雾霾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从建议来说，一是应进一步强调节能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协同效应。节能首先是工业节能，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的能耗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空间;二是合理规划城市规模，慎重发展千万人口级的城市，控制城市的煤炭消费量以减少燃煤污染。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优化交通系统，以减少机动车污染;三要进一步推动移动源污染防治。
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空气污染严重的典型地区，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管理机制，统筹区域内大气质量管理工作。当前，我国实行以属地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不利于解决区域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与国家大气管理人员相比，地方从事大气污染防治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更加缺乏。我国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污染严重的典型地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统筹区域内的大气质量管理工作。
空气质量的改善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的，近30年来，欧洲和美国等后工业化地区的重化工业比重持续降低，使得工业过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减少。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为了在保持经济平稳高速增长的同时大幅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必须使大气污染物的单位GDP排放强度以比过去20年更快的速度下降，以抵消GDP高速增长对污染减排的负效益。
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亟须利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这一契机，由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重化工业造成的大量排放，并调整产业布局，逐步疏散重化工业集中、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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