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职业防护制度呼唤两年难落地 法律无规定企业难操作
从前年起，伴随着一个新生城市病—“雾霾”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频繁发作，户外劳动者在灾害天气的职业保护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然而整整两年过去了，空气治理尚未取得显而易见的进展，千呼万唤的雾霾职业保护机制也是只闻民意、不见回应。
给雾霾天的户外劳动者多一些政策关怀，障碍在哪里?“两会”前夕本报就此展开调查发现，落实雾霾假、雾霾岗位特殊津贴，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企业。
“希望一些企业能多换位思考，你把职工当孩子，孩子才会爱你。”被称为老百姓最贴心的“小巷总理”朱国萍代表今天接受记者采访，呼吁建立灾害天气职工保护制度这件事，不能向政府“等靠要”。
现场实录
企业代表—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
陈戍源代表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港拥有21公里长生产码头、大量露天作业职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戍源坦陈，给露天作业职工放雾霾假、发天气津贴，这个说法只是“听起来很美”。陈代表说，对于码头作业人员而言，一艘集装箱船到岸后，工作节奏非常快，如果因为天气原因，给露天工人放假，或者缩短户外工作时间，那么耽误集装箱进港的损失谁来承担?
他表示，按照劳动法规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有明确标准。“譬如高温费发放，法律有这个规定，我们肯定是严格遵守的。”而对于目前并没有法律明确必须发放的雾霾特殊岗位津贴，陈戍源认为，单靠企业并不现实，这个问题应当由政府来统筹考虑、做出安排。
社区代表—
为职工“暖暖心”连发三问
朱国萍代表是上海市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最贴心干部”。去年12月2日，AQI直冲303，上海发布雾霾橙色预警。这一天的清晨，有两个场景深深地烙在朱国萍的心里，直到现在都挥之不去。
早上7点，朱国萍出门上班。此时的中山西路上如同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一辆辆被堵在路上的汽车纷纷车窗紧闭。路边行人一个个戴上了严实的口罩，行色匆忙。城市沦陷在浓重的霾污染中，街头弥漫着一股焦虑的味道，每个人都避之不及，但也有例外—站在街头的一位位交警。这天早晨，朱国萍经过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交警同志在坚守岗位。“他们一边做手势一边吹口哨，口罩挂在脖子上，好像根本就没有雾霾这回事。”朱国萍说，这是那天早上她眼里最美丽的上海。
到了小区办公室后，一辆环卫运输车停在了小区垃圾箱旁。两位环卫工下车，挥舞铁铲，一铲一铲地将居民堆放在垃圾箱旁的装修建筑垃圾铲进垃圾车里，漫天灰尘和花白色的雾霾迅速地在空气中融为一体，两个挥铲奋进的人影在空气中模糊起来。
“我们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朱国萍说着，红了眼圈，垂下头。“原来是8小时工作制，遇到雾霾天能不能缩短成6小时，让他们在家里多休息会儿多喝口茶?”“交警编制少、人手紧缺，能不能网开一面增加人手，把换岗时间从2小时再缩短一半?”“在户外上岗的职工，增加一笔临时补贴、多发一瓶牛奶行吗?一瓶奶没多少钱，可是能让人暖暖心。”这位来自基层的代表一连向记者发出三问。
如何让户外劳动者享受“雾霾假”和特殊岗位津贴的民意“落地”?朱国萍代表也听到了不少企业界的反对声。“如果职工因为长期在雾霾中工作而生病，政府医保因此要多支出多少，企业岗位缺人会不会影响运转?现在不关爱职工，将来两败俱伤。”朱代表说，当干部的，工作要在百姓没开口前先想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会换位思考，“我们出门都会想到先戴个口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那些被迫在脏空气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的人该怎么办?如果这些人是你的兄弟、亲人呢?那些嚷嚷着招工难的企业，你为什么不想一想，用什么才能把人留住?”
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政府能以文件或规定的形式，把雾霾假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化”，企业会按照政府的规定去执行。朱国萍对此有不同看法：“不要把每一件事的责任都推给政府、推给市长。关心职工是企业自己的事，企业福利不能向政府等靠要，不要用没有强制规定来做挡箭牌，只要你心里想着职工，把职工当孩子，孩子就会爱你。”
两会建议
曹可凡代表—
至少可以先做四件事
整整这一年，曹代表都在关注雾霾天那些身影朦胧的户外劳动者。“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通过增加一些补偿福利，来彻底消弭空气污染带来的全部影响，但在目前，有四件事至少应该先做起了。”他思考了“防霾四策”，认为只要有决心，做起来并不难。
一策，为雾霾天户外劳动者增加年度带薪休假，“原来按照工龄是休10天的，现在加倍。”曹可凡说。
二策，以上海市环保部门发布的实际雾霾天数为依据，按月结算，以临时性特殊岗位补贴的方式，对户外劳动者实施经济补偿。
三策，发放口罩不能走过场。曹可凡观察到，很多户外劳动者都在佩戴口罩，但不少单位发放的口罩材质很薄，不说防霾，就连大颗粒的灰尘都挡不住。他因此建议，企业劳防福利要采用专业口罩。
四策，显著缩短空气暴露时间，重新规划轮班安排，原来的2小时轮岗制度应当至少缩短一半时间。“这样做也许不能根治，也许无法完全阻挡脏空气进入肺部，但能做多少做多少，制度安排应该尽力。”他说。
陈晶莹代表—
最担心以补贴代休息
陈代表很赞同设立雾霾日强制休息制度，“从公民健康保护的角度来看，当污染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和企业应当为职工提供明确的健康保障规定。”但她也有另一种担心，如果推出特殊岗位补贴制度，有些企业就有可能以补贴替代休息，为不执行强制休息制度找到了借口。“我们设计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健康地工作生活，一旦以补贴代休息，甚至于被某些部门用来为疏于空气治理找到理由，那就达不到原本的目的了。”她的观点是，可以在工作时间安排上采取暂停工作、调整上岗时间的办法，例如早上雾霾最严重时避一避，临时休工，缩短工作时间等，但是否采用补贴法还要再慎重讨论。
盛亚飞代表—
市场会对不负责的企业做出报复
雾霾天要不要为户外岗位职工设置休息和补贴制度?盛亚飞代表有自己的想法：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他表示，如今招工难、用工荒日盛一日，很多企业一边抱怨招不到人，一边不断挤压职工福利空间。那些不愿意为职工提供防霾福利的企业，总有一天会受到市场的报复，因为在这个供方主导的用工市场上，职工会“用脚投票”。
周振波代表—
避免重蹈高温费覆辙
农民工代表周振波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大量来自农村的户外工作者。他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环境科学问题还缺乏起码的认识，也许从表面上看，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很在乎雾霾这个潜在的健康杀手。“但越是这样，社会越应该主动提供关爱。”周代表对雾霾福利的执行心存担忧。“劳动法明确规定要发高温费，但是很多企业还是不执行，或者打折扣执行，雾霾福利会不会又重蹈覆辙?”他因此提出，要么不实施，一旦雾霾福利规定推出，一定要加强执法，确保落实到位。
顾晋代表—
长期暴露肯定损害健康
顾晋代表是北大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他说，目前的研究显示，肿瘤的高发与环境污染是有关系的，外环境的直接污染，以及因此导致人体内环境的二次污染，都有可能改变健康人的身体循环状况。顾晋表示，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不断增长，也和国内经济超常规发展中牺牲环境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长时间暴露可能对人体影响更大。”
胡可一委员：执行雾霾假先要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胡可一表示，雾霾严重污染的天气下持续工作，的确对一线工人的身体有所伤害。无论是错时上班、雾霾补贴及相关休假，对职工而言自然是一种利好，应该值得鼓励和提倡。
但是，胡可一也坦称，好的措施需要制度予以保障，否则简单的规定只会与现实产生碰撞，导致企业无法执行。“例如，拿造船企业来说，每一条船的竣工都有合同期限规定，如果因为雾霾假耽误了工期，损失是否应该由企业自行承担?”
胡可一指出，在造船行业如今对职工高温休息权就有所规定，而且写入了合同之中，如果气温超过35℃以上，那这些天数不列入合同期限之中。如此这样，有理、有节、有可执行性。那么，雾霾假能否“照葫芦画瓢”执行呢?胡可一又表示，恐怕还存在细节上的差别，例如污染程度如何界定，官方数据是否统一，室内室外情况不同等，但是如果做好了顶层制度设计，对于企业而言，还是心甘情愿地愿意执行。
丁常云委员：关键在于“依法治霾”
不能对一线职工的呼吁视而不见，也不能让企业承担过重的利益损失。在丁常云委员看来，解决目前“七嘴八舌”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依法治霾”。
丁常云表示，当前还找不到任何关于雾霾条件下职工劳动防护的法律条文。于是，在许多企业中，一个口罩常常成为了仅有的一切。这层薄薄的棉布背后，呼吸是一线职工心中的痛楚。
对此，丁常云认为，对一个法治社会而言，真正的治本之举，在于尽快针对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出台专门法律，出台刚性措施与制度，让企业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让职工的权益得到合理保障。“依法治霾”的核心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法律当然也会为企业寻求公平，但是一旦出台，企业就必须不折不扣将法律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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