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青揭秘PM2.5出台的曲折过程
——专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
“三大经济圈”污染较重
三联生活周刊：吴部长，2013年我国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在74个城市建立了新的空气质量监测站。从这一年的监测结果看，我国城市的总体空气质量到底如何？
吴晓青：去年监测的74个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他71个城市均不同程度存在超过新空气质量标准情况。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位城市是：海口、舟山、拉萨、福州、惠州、珠海、深圳、厦门、丽水和贵阳。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分别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
在这些城市中，只有海口、舟山和拉萨的空气，用PM2.5、PM10、臭氧等六项污染物指标检测都是合格的。
三联生活周刊：3月8日，你在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提到了今年2月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这样的景象以后会很常见吗？
吴晓青：单从今年2月20日至26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来说，这次重污染天气过程有以下特点：第一，影响范围大。2月份发生的这次重污染过程，一共波及15个省，面积181万平方公里，其中空气污染较重的面积超过了98万平方公里。第二，污染程度重。这次重污染过程主要污染物是PM2.5和PM10，邢台、石家庄和北京的PM2.5的小时浓度值超过了500微克/立方米。北京2月25日PM2.5的最高日均值达到356微克/立方米。北京有5天严重污染。第三，持续时间长。第四，污染物的积累速度较快。
污染是由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和长期持续积累造成的，治污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我们既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有坚定的信心，也得有持之以恒的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公众对雾霾天特别敏感，大家也有一个疑问：雾霾天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严重？是有什么突发的特殊原因吗？
吴晓青：除了污染严重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外，空气质量标准加严也是一个原因，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加了，对污染的感知也不一样了。这与PM2.5的指标进入公众视野直接相关。美国1997年已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考核指标，我国是到90年代末，来自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院士专家开始研究PM2.5问题。
事实上，当时专家们研究就发现我国一些城市PM2.5的浓度值比较高。这些年治理下来，PM10和PM2.5的绝对值已经在有所下降。我们之前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取得一定效果，工业企业的脱硫脱硝也在扎实推进。但是，我们的污染减排是高位减排、欠账减排，由燃烧直接排放的污染物量很大，燃煤量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使我国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年排放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且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造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空气质量恶化。
由于前些年的治理，现在空气中的大颗粒物比例下降，细颗粒物比重上升，两者的绝对值都在下降。一般认为PM2.5占PM10的比重大约50%左右，现在有的地方上升到了70%～80%。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区域空气质量恶化，这与城市的人口密度、工业化速度等密切相关吧？
吴晓青：是啊，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从数字看，它们只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但消耗了全国煤炭的43%，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的30%，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京津冀区域的空气污染最重。在京津冀13个城市中，去年有11个排在全国污染最重的前20位，其中7个排在前10位。污染物排放最大源头是燃烧排放，要减少京津冀污染，必须减少该区域燃煤量。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这么说——“环保靠风”，好像只有等待大风天气到来，这样才能吹散一些污染物。
吴晓青：重污染天气形成的原因中，污染物排放量大是根本原因。燃煤、工业、机动车、建筑和道路扬尘是主要的排放源，使得城市的复合型的污染特征突出。传统煤烟型的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叠加，部分城市不仅PM2.5和PM10超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臭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有时候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还会叠加到一起。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了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污染就显得更为严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排污量太大，气象原因只是外因。
PM2.5出台的曲折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1月，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了他们监测的PM2.5的数值，使得公众对于环保部门传统的监测指标产生了质疑。环保部在一年多后正式将PM2.5列入空气指标，与这种压力有关吗？
吴晓青：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值，我们才仓促出台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一项国家标准的出台需要有好几年的准备工作。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从2008年初就开始启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在空气质量标准上应该与国际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除了传统燃煤型污染，机动车排放、大规模城市建设带来的污染也急剧增加，原有标准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空气质量，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有了很大差距。但是这些工作启动后的难度和艰辛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各方压力大，有时候很得罪人。围绕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形成了巨大的争论：一派是坚定的反对派，认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污染肯定是严重的，中国还没到要用PM2.5来评价空气质量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地方和行业对这方面问题反映比较多，因为新标准变严格的话，可能会影响不少地方产业的发展。另一派相对专业，他们认为PM10已经包括了粒径在10微米以及10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其中也包括了PM2.5，因此没必要单独把PM2.5列出来。但是，大部分专家和我们环保部认为必须真实反映空气质量，应当列入PM2.5和臭氧等指标，来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我国空气质量。
有的同志碰到我问：“这时候列入PM2.5，是不是太早了？”我告诉他们：“我们参照的已经是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低值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难道连引入国际通行的空气质量标准的勇气都没有吗？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通行的空气质量标准是怎样的？我们原有的标准与它的差距有多大？
吴晓青：我国2000年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颗粒物只有PM10这一个指标，没有PM2.5，也没有臭氧等指标。2005年，世卫组织出台了新的全球空气质量准则，推荐给世界各国使用。这次新的空气质量准则是世卫组织对全球不同国家不同人种的人长期跟踪研究后提出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世卫组织出台的新准则是以保护人体健康为主要目的，它首次涵盖了全球所有区域并提供了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框架，其中第一过渡时期的目标值在这个空气质量准则中是最宽松的标准，主要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使用。欧洲、美国等很多地方的标准都要比第一过渡时期严格。我国采用的PM2.5标准限值就是世卫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第一过渡时期的目标值。就颗粒物(PM2.5、PM10)指标来说，由于有了空气质量新标准，我国从标准最宽松的国家成为最宽松标准的国家之一，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采用世卫组织制定的最低标准，在我国空气质量新标准出台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曲折？
吴晓青：PM2.5的特点是它的穿透力强，能够直接进入人的肺泡，影响人体的健康。PM2.5还有消光作用，所以PM2.5值高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蓝天。但是如果单独把PM2.5列出来，大家对污染的感受会更直接，数字肯定不好看，也会对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质疑，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会有影响。
2009年我们已经制定出新空气质量标准的框架，但是各方争议实在太大。我提议由负责修订的司局专门就此事向环保部常务会做一个汇报。这在部里是破天荒的事，以前都是一项标准已经基本成熟了，才到部常务会上最终审定。这次却是在框架阶段就上会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环保部常务会非常坚定地认为应该加入PM2.5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指标。
2010年我部就新空气质量标准一事，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时候公众对PM2.5没有太多认识，所以反响并不强烈。2011年，我们开始听取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的论证意见，并按照正式的环保标准审批程序在走，当年10月份我们再次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刚好这时北京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雾霾，美国驻华使馆开始报他们检测的PM2.5数据。这时候北京市环保局按照当时的标准，每天报一次数据，说天气是轻微污染。美国驻华使馆那边每小时更新数据，显示空气是严重污染。这一下子就体现出，咱们的老标准与公众感受差距太大了。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到了2011年底，新修订的空气质量标准在部常务会上通过，PM2.5、臭氧等六项指标被列入新标准。2012年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审议并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回头看，如果我们没有早在2008年就启动这项工作，而是等到这几年公众对雾霾的敏感度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就显得非常被动了。新标准出台后，公众是完全接受PM2.5这个指标的，说明这项工作有长期的科研和工作基础，也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现在不但可以实时、准确掌握全国空气质量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明确了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国务院发布的“大气十条”。“大气十条”不仅很好地借鉴了国外的成功治理经验，还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任务和根本措施。
环保意识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接触到PM2.5之后，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质量变得敏感。你觉得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环保意识产生了作用吗？
吴晓青：肯定是有影响的，这几年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了。虽然PM2.5只是空气质量标准的一个评价指标，但我和我的同事们没有想到，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这么大影响，也没有想到它对我国环境管理也带来这么大变化。我们从过去以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转变为走上污染控制加上环境质量管理的路子。
现在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跟美国同行说，到了2014年底，中国PM2.5和臭氧的自动监测站点数量就将超过美国。而且作为环保上的后起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查环保系统的监测数值，有时候会和美国使馆的PM2.5值差别明显。哪一方更准确呢？
吴晓青：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们的监测数据更加准确，因为我们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布点多而且规范，有工业区的监测点，也有居民区、商业区的监测点，充分考虑了一个城市内部环境背景的多样性。比如，北京市共有35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用6项污染物来实时全面地评价北京的空气质量，而个别国家大使馆仅用1个点位、仅出1项污染物的数据。
出台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后，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繁忙。要在全国建一大批新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这对全国环保系统是很大的考验，我们要向全社会公布实时监测数据，要告知公众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应对措施。2012年，我们在74个城市共建成了496个监测点。那段时间我几乎一天去一个城市，督促检查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建设进度。当然其中困难也不少，因为布设监测站点需要寻找建设地址、购置安装监测设备，比如拉萨，设备就需要从内地运过去。一直到了12月29日，还有个别城市的领导希望不要对外公布PM2.5数据。我们顶住了压力，在2012年12月31日将第一阶段74个城市496个监测点的空气质量数据全部联网并实时发布。
三联生活周刊：我之前没有想到过，地方政府对于PM2.5出台的矛盾心情。
吴晓青：所以我们的数据一定要准确，让大家挑不出毛病。2013年1月4日上班后，我几乎一直盯着新公布的空气质量数值，因为我们的设备刚刚建好就要投入使用，没有练兵期。到了1月6日我发现监测数据出现异动，从1月8日开始京津冀的污染物浓度拼命往上升，到了1月11日报出的PM10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PM2.5达到600多微克/立方米。我当时心想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只要设备没问题，我们就要把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我当时跟同事们说，任何人不能瞒报数字，如果地方领导给你们施加压力，你们顶不住的话，直接来跟我说。环保部门有时候就得做一些两头受气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回头看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伦敦和美国洛杉矶出现过烟雾事件。我们今天的污染程度，和它们相比是个什么水平？
吴晓青：伦敦和洛杉矶的烟雾事件发生时，它们当时空气中二氧化硫或者臭氧的浓度值都远超过我国目前的浓度水平，甚至是数量级上的不同。不过伦敦烟雾事件是比较单一的燃煤型污染，与我国现在的复合型污染还不完全一样。
“二战”之后的德国、日本也出现过污染严重的情况。纵观历史，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重大的环境事件后，都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比如英国《清洁空气法案》，将环保法制化，也大大提升了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对我国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只要下定了治理污染的决心，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环保这场硬战是能打赢的。另外，我们还需树立全社会共同治理污染的理念，这点与国外相比，是我们的短板。有些人开着大排量的车要蓝天白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量选择绿色出行等方式，为环保多出一份力。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出现了PM2.5，公众对空气质量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环境除了空气，还有水、土壤等，我国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情况好像也不容乐观？
吴晓青：我国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基本是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造成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不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物排放国之一。无论是水里的污染，还是大气里的污染，都是由于污染物长时期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我国目前的污染排放超过了环境容量，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只不过雾霾将环境污染的状况直接呈现出来，人们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了，所以显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国目前水污染治理的情况怎样呢，前些年我们总在提对辽河、淮河等重点流域的污染治理。
吴晓青：这些治理20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在有些地区有些流域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辽河干流已经由劣五类水变为四类水。这种进步相当不容易，治污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1998年我任云南省环保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5年。总的来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本来就好，工业化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有相当差距，所以总体环境压力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但是也有个别环境问题特别突出，比如全国污染严重的“三河三湖”，滇池也在里边。我年轻时滇池的水非常清澈。到我读大学之初，大家还在滇池里游泳。可是滇池随即迅速恶化，等到我做环保局长的时候，云南有九大高原湖泊需要治理污染，滇池尤其严重。
滇池的水变为劣五类水体，我曾请一位日本专家来看滇池，它到底还有没有救？这位专家被称为“水污染治理之父”，曾成功地治理了日本的琵琶湖污染。专家说滇池有救，不过污染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治污也是个漫长的过程。琵琶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治理，直到2000年左右水质才明显好转，共投入了约180亿美元。可见环境治理需要打攻坚战和持久战。
三联生活周刊：滇池的治理有怎样的思路，效果如何呢，从它的变化是否可以反映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情况？
吴晓青：可以说滇池的污染和治理情况，是我国水污染状况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冶金、造纸等不少以重化工为特点的企业建在了滇池边，再加上滇池周围磷矿资源多，排污都进入了滇池。第二类污染是农村的面源污染，滇池周围农民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滥用化肥，实际上化肥只有1/3被吸收，大部分都被排走了。第三方面的污染源是城市的迅速扩张，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污染源。城市扩张太快、污水废水处理设施跟不上。滇池处于昆明的下游，正好成为城市的纳污体。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治理滇池，现在滇池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在好转，不过仍旧是劣五类水体。治理湖泊污染最有效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截污，二是生态修复，三是换水。这几项里边最难的是换水，从哪里获取如此大体量的干净水源？现在滇池每年从外流域引来4亿立方米的三类水。滇池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浅型湖泊，平均水深只有4米左右，自我净化能力相对差。当然，治污最重要的还是控制来水，减少污染物排放。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水污染，农村的面源污染也比较严重吧。不少人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城市里污染严重，可是农村老家的污染也不轻。那种“记得住乡愁”的愿望，需要有美丽乡村，农村的污染治理情况又如何呢？
吴晓青：环保是生态文明的主阵地，环保搞好了，建设生态文明有保障。环保的成败取决于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如何处理环保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关系。环保问题既是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不“唯GDP论”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农村的污染问题我们也需要重视。城市在“退二进三”，也就是退出工业进入服务业。那这些工业退到哪里去了？城市是截污了，那这些污水排到哪里去了？这些问题都是令人深思的。我们在治理城市污染的时候，别忘了农村。
三联生活周刊：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中央的决心前所未有，接下来环保领域还会有大动作吧～
吴晓青：是的，“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入或将超5万亿元。比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预计全社会的投入要超过1.7万亿元。今年还要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是一大笔投资。目前，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环保部正在抓紧编制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这是继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和正在编制的水污染行动计划之后，又一个重点污染治理计划。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总思路是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努力遏制土壤污染的扩大趋势，维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现在我们环保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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