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有法可依后 我们该怎么做？
“有法可依是本次垃圾分类立法带来的最大机遇，而这部法规如何实施到位则是面临的最大挑战。”5月1日，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颁布实施。4月30日下午，NGO组织爱芬环保及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浙江科技出版社等单位和机构组织举行“上海垃圾分类立法实施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来自上海、杭州、福州、深圳等地的NGO组织、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垃圾分类一线工作人员等3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教授参加研讨，并作了《开发城市矿产破解“垃圾围城”怪圈》的主题演讲。
晶报环保记者 吴建升/文、图
“‘有法可依’是垃圾立法带来的最大机遇。”上海闸北宝山路街道办副主任张众表示，作为政府部门，有法可依是支撑我们去推动垃圾分类的动力和压力。
“有法可依”首先要有两个支撑因素：明确政府责任和明确公民的法定义务，二者相互循环推动。这两点法规都已然明确，令人鼓舞。
作为政府部门，有法律赋予的责任、权利推动垃圾分类更有底气，但这种责任权利同时也带来倒逼的压力，那就是如果没能履行好法定责任可能受到追究。
会上最开心的是上海NGO组织。过去有关部门对NGO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活动一直持慎重态度，基本不予开放，NGO组织去街道社会联络参与垃圾分类事宜很难得到认可和理解，爱芬环保经过多年争取才取得了唯一一个许可，在两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
新颁布的法规明确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活动，NGO组织从此在在涉足和推动垃圾分类方面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底气。
与会的环保企业则表示，法规实施为垃圾分类产业链条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和保障。每一次政策法规调整，对企业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垃圾分类整个产业链条上，无论分类环节、收集运输环节还是终端处理环节，企业都有大把机会，商业及经济前景可期，企业要做的就是搞好技术创新，以最好的竞技状态迎接把握这次机遇。在目前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将成为新的就业机会产生的平台。
会议主持人、上海行动学习方法论机构创办人施伟仪认为，这是垃圾分类第一次锁定生活垃圾;法规明确责任下压到基层，甚至到了家庭，宣教体系到了全员，这也是一大突破。
“法规是有了，怎么实施到位呢?我没从条文里明确看到。如果无法实施到位，那么这部法规就是空中楼阁。”
以自然人身份在上海松江区从事垃圾分类试点的陆肖琴表示，法规最吸引她的是个人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将罚50到200元。她试点的村和社区，经常会有不按规定进行分类的情况出现，如果能罚款，将会起到积极的约束和强制作用。
“问题是谁来执法，谁来罚款呢?我是个自然人，肯定没有执法权，怎样用法规去督促村民呢?就算有人执法了，要是村民不执行，又该如何?”
与会的政府、机构及企业人士有一个共同看法，立法比较原则化，没有实施细则，执行操作性不够强。
有法可依后，最关键一个因素是如何通过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与会者认为，市民对垃圾立法多数是拥护的，但是上海媒体对此相对冷淡，关注度不高，如何调动媒体宣传积极性很重要。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公众及媒体对垃圾分类基本常识的缺乏，一些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广告中甚至出现不应有的差错，比如北京电视上曾播出过周迅和陈坤出镜的垃圾分类公益广告，但二位明星在投放垃圾的时候没有除袋，摆了个不小的“乌龙”。
法规明确要把垃圾分类知识纳入中小学课堂，涉及到学校、家庭、政府教育部门和社区四个方面的配合，但怎样配合，还不够明确。
垃圾分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把分类和居民个人利益挂钩，法规明确上海将实行“绿色账户”，对分类好的居民进行奖励，当然分类不好的也将进行罚款。
但没有进行计量收费，仍延用过去的定额收费制，其实并未将分类与居民个人利益真正挂上钩。
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教授表示，法规有比没有好，有了之后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但制定法规政策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政府的改革决心和力度。“我现在希望在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搞分类试点，从顶层设计、项目策划到实施完成。”他希望各地志愿者能加入进来，工作地点可以是北京、上海、深圳、嘉兴等许多城市。
“垃圾分类改变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需要至少20年时间建立垃圾分类各个体系，并使垃圾分类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杜欢政教授在《开发城市矿产破解“垃圾围城”怪圈》的主题演讲中表示，垃圾分类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资源问题+民生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总归是个政治问题。十八大提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说它是政治问题一点不为过。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推进持观望态度，是欠缺一点政治敏感性。”
杜欢政认为，要开发垃圾这个城市矿产，破解“垃圾围城”怪圈，很多环节上要匹配。包括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资源循环产品应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一环都是一个体系。杜教授拿出一本用利乐包为原材料制作的《弟子规》说，利乐包可以制作包括《弟子规》在内的好多产品，但在实际回收过程中，利乐包因为附加值相对较低，大多数都并未得到回收，一是造成资源浪费，二是没有起到源头减量的作用。所以每一个体系中，都有大量可值得研究的课题。
政策上也要灵活一些，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比如针对玻璃瓶、利乐包等附加值较低的可回收资源，政府要制定绿色采购政策，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等。
杜欢政的名片上令人讶异地标注着“垃圾教授”几个字，他坦承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个人特征——研究、实验、试点、演讲、著书立说均与垃圾有关。
他在宁波、嘉兴搞起了几处垃圾分类试点，受邀曾为广州市政府高层作过垃圾分类专题演讲，也提供过一些决策建议。“从广州及嘉兴等地的经验看，垃圾分类系统本身又是一个利益链条体系，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是如何求得链条上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他说，比如，实现源头减量，如何求得居民利益与分类之间的平衡;建立新的可回收资源回收体系，如何去平衡旧有的资源回收公司及各小区回收游击队的利益;如何平衡城管与可回收及有害垃圾行政主管部门间的利益等等。
整个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利益主体要互相博弈。政策制定和出台过程中搞清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分辨其合理性。这样的政策才具有可操作性。
双城
PK
上海垃圾分类立法5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而深圳则在此前的4月中旬，推出《深圳市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稿)，向社会征集意见。
晶报记者应邀参加了上海研讨会，发现上海垃圾分类法规、试点及垃圾处理空间与深圳明显不同——
处罚
上海
深圳
单位和个人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
单位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个人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每次处以200元罚款，对单位每次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单位和个人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
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处以5000元罚款。
定时定点投放
未在法规中明确定时定点投放，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部门表示，台北市或日本推行的垃圾费随袋征收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可行性不大。
明确“住宅区内的生活垃圾实行定时定点相对集中分类投放”。深圳虽未明确按袋计量收费，但定时定点投放为之提供了未来施行可能。同时规定“市政府可依据社会发展情况，遵循污染者付费、公平合理的原则，适时调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具体办法另行研究制定。”也就是说，在条件成熟时，可能对原有的垃圾定额收费机制进行改革，即不排除未来实施计量收费的可能。
垃圾分类试点
在松江区农村，由个人主动开始垃圾分类试点。
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也没有个人从事垃圾分类试点的例子。
垃圾处理空间
目前有29平方公里的土地可用来进行垃圾处理(1平方公里可换算成100万平方米，29平方公里就是2900万平方米，如果填埋坑深度以10米计算，那形成的立方容积量将是天文数字)。
目前可供填埋处理的空间容量为392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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