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严打污染环境犯罪
环境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也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各种偷排漏排行为多发，既有部分企业主节省成本的逐利心态，也反映出惩罚制度的不全，措施的不力。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处罚力度，遏制危害环境行为，成为亟需面对的问题。
今年4月到7月，奉化市有11名被告人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他们分获1年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只是我省严打污染环境犯罪的一个缩影。
当前，一场针对环境污染的硬仗在浙江打响。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和执法机关也在深思：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让不法分子不能为、不敢为，从源头遏制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意外：“好人”竟赚黑心钱
听说严海兴被判刑的消息，最感震撼的莫过于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汇联村的村民们。在他们眼里，严海兴是个好人：事业有成，还为村里修桥铺路，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
前段时间，严海兴获刑4年半，被罚款100万元。同时，他的企业也被罚款2000万元，并补交1200余万元的污水处理费。罚款2000万元，是至今浙江法院对污染环境企业开出的最重罚单。
严海兴今年49岁，是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公司名气也很大：年产4万吨保险粉及3800吨亚硫酸钠，产量名列国内同类企业前茅。
然而，他却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据上虞法院统计，仅2013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间，严海兴就指使他人，累计倾倒18000余吨工厂废水。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严海兴的“一念之差”。保险粉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含甲醇、甲酸钠、亚硫酸钠等成分的残液，如果随意处置，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而残液处理费用很高，他不想出这个钱。
严海兴还经营一家印染公司。起初，他把残液从“汇德隆”运到印染公司，中和印染废液后，通过暗管偷排入市政管网。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暗管已无法满足残液的排放量。
潘得峰是严海兴的外甥，也是“汇德隆”的总经理。他想了个“高招”：找几辆槽罐车，趁夜黑风高，偷倒进海塘，神不知鬼不觉。
说干就干。潘得峰很快找到上虞某运输公司总经理汝某，汝某有10余辆槽罐车。条件谈妥后，一场偷排行动悄悄启动。从2012年10月起，“汇德隆”的废液就源源不断地通过槽罐车，倒进了上虞经济开发区的海塘。
严海兴喜不自禁：因为按照常规处理方法，废液先要经过蒸馏，再变成固体送到相关处理企业焚烧，每吨处理费用约3200元。而用槽罐车运送倒海塘内，每吨只要50元至80元。
这一倒，就是快一年。直到2013年9月，汝某的手下在偷倒废液时，被当地环保执法人员当场抓住。而此时，汝某已经非法获利100余万元。
严海兴省钱，其他人赚钱，污染物随海水扩散……个人的私欲，酿成不可饶恕的后果。据环境评估机构计算，恢复被污染水域，需要约2亿元费用。
严打：污染入罪门槛低
省高院曾有统计：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全省未受理一起重大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但2013年6月至今年5月，全省已受理此类案件147件，涉及290人。
如此大的变化，源于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刑法第338条作了大幅修改，污染环境的定罪标准由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罪名也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为污染环境罪。
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界定“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污染环境的入罪门槛大幅降低。
浦江县的邓某成为司法解释出台后，我省首例因污染环境被追究刑责的人。2013年5月初，邓某花12万元盘下一家磨盘加工厂。由于生产过程中要用到重金属镍和强酸，为节省排污开支，他在厂东墙角挖出一个洞，将废水排进门口水沟，最终汇入浦阳江。
司法解释出台后的第4天，也就是同年6月22日，浦江县环保执法人员查到邓某的加工厂，结果发现污染物严重超标，最多竟超过国家标准1万余倍，最终，邓某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
法律专家表示，如果没有司法解释，邓某最多只是被罚款。“过去向河道倾倒废液，必须要对环境造成某种危害才会被定罪，现在只要有倾倒行为就可以定罪。”省高院刑一庭副庭长周步青说。
伴随法律条文的“缩紧”，打击污染环境行为的力度逐渐增强。今年6月10日，两起污染环境案件的审判也在嘉兴和宁波同时进行。两起案件的当事人站上被告人席，也和司法解释有关。嘉兴市乍浦东海型材厂的陶金付等3人，将除锈过程中产生的100余吨工业废水偷排水塘；宁波市塘溪镇的杜建良无证从事铜酸洗加工，并将废水直排河道，严重污染周边环境。他们被起诉的罪名，同为污染环境罪。
有关人士分析，以往，污染环境被追究刑责，必须造成重大后果，这在法律认定标准上被称为“结果犯”。而司法解释出台后，则变成“行为犯”。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导致法院无法定罪，这是之前很多污染环境行为逃脱刑责的主要原因之一。
惩罚:
穷追猛打不松懈
不过，司法解释出台后，并非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环境管理及保护具有‘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特点。”浙江高院刑一庭庭长陈光多认为，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部分中小企业环保意识淡薄加上逐利心态，导致偷排废水等环境违法行为频发。
省高院的一组统计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目前在我省，水体已成为污染环境案件的主要犯罪对象。约90%的案件为电镀加工经营业主没有按要求处理废水，个别案件中，重金属含量甚至超过国家标准的上千倍。
“工业生产中的危险废物、有毒物质、固定废物等，如果按照环保要求处理，费用为每吨2800元至3200元，而委托他人非法处置只需每吨60元至120元，要是直接偷排成本就更少了。”陈光多表示，在利益驱动下，污染环境犯罪出现了产业化趋势。
绍兴曾发生这样一起案件：魏某是绍兴鸿运搬运服务部负责人，当看到偷排废水存在巨大利益空间后，他堂而皇之雇人，并找到浙江新海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某，主动要求帮助其非法处理污染物，收取每吨120元的佣金。他先后将80吨废水直接倒入当地下水管网，流入河道后造成大批鱼死亡。最终，他被绍兴市越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同伙也分别获刑。
虽然魏某很快得到法律制裁，但有关人士却从中看出处理污染环境案件的难度：魏某之所以东窗事发，是废水造成大批鱼死亡，养殖户报警。认定不法分子有罪，必须要抓“现行”，而且即便抓到刑期也不长，因此仍然会有人铤而走险。
“法学上有种理论，要遏制一种犯罪，必须从它最核心的目标入手。”陈光多认为，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之所以多发，是因为部分企业主节省成本。因此，处以刑罚的同时，还应加大对有污染环境行为的经济惩罚力度，做到标本兼治，而这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
-专家观点
河北大学教授冯军：污染环境犯罪多为贪利性犯罪，我国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和标准，要最大限度发挥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功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此外，建议在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配置体系中增设资格刑，通过限制或剥夺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能力，最大限度防止危害结果扩大化，降低再犯可能性，可以通过环境恢复义务的承担，使污染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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