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品污染：潜伏的危机
2006年5月1日，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给祈福的人们展示一块带有佛陀图案的石头，他们正在参加一场为水俣病受害者举行的纪念仪式。CFP供图
如果不看面孔，你会觉得她还是个孩子，身高只有1.3米；说话含混不清，时不时发出口水吞咽的声音。但事实上，日本人坂本忍已经58岁了，至今依靠8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
她一生被水俣病折磨。这种疾病是长期食用被甲基汞污染的海产品所致。上世纪末，日本官方公布的水俣病受害者高达12615人，其中1246人死亡。
在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只有17岁的坂本忍以这样的面目出现：背弯得像虾米，表情痴痴傻傻。那是197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水俣病通过这个少女的口述，第一次被全世界所知。
虽然水俣病的爆发已经距今40多年，但在不少学者看来，有毒化学物质仍然无处不在，包括土壤、流水和空气，以及塑料、化妆品和其他日用品。科学家尤其关注神经毒素对人类大脑发育的影响，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受到影响。
呼声最强烈的是两位研究化学物质和神经发育的美国科学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菲利普·兰德里根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菲力浦·格朗让。今年年初，他们在医学期刊《柳叶刀·神经病学》上发表论文称：“世界各地的孩子可能都遭受有毒化学物质的影响，这些物质可能会损伤他们的智力、扰乱他们的行为、影响未来的成就，危害到不同群体。”
“我们有义务保护下一代，”格朗让说，“尤其是下一代的大脑。”
对化学品不良影响的科学研究非常有限
来自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坂本忍出生后不久，就成为有毒化学品的受害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里的居民长期食用被甲基汞污染的海产品，患上有着日本“四大公害”之称的水俣病。
当这位水俣病的代表人物屡屡为了“人的生存权利”走上法庭时，医学生格朗让刚刚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毕业。
“当时教科书并没有指明，环境污染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格朗让回忆，“所以坂本忍的故事震惊了全世界。”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刘建国教授指出，人类一度对化学品的毒性认识很有限。通过动物实验获得的急性毒性指标成为鉴定化学物质毒性的主要标准。当时，达不到这种致死性指标的化学品就被认为是低毒或者无毒。
随着毒理学及痕量化学分析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化学品可能造成内分泌干扰、神经行为异常以及生殖发育毒性等潜在影响。
这位从事化学品环境问题研究十多年的学者还说，目前全世界对化学品不良影响的科学研究还非常有限，有环境和健康危害性数据的化学品不到20%。
格朗让把目光投向有毒化学物对人脑发育造成的伤害。他从铅和汞开始，“每翻开一块石头，都有新的发现”。
他和兰德里根列出了12种被认为是神经毒素的工业化学品——包括铅、甲基水银、多氟联苯、砷、甲苯、乙醇、锰、氟化物、毒死蜱、滴滴涕、四氟化物和多溴联苯醚。
而在7年前，同样由这两人完成的一份神经毒素名单，只有铅、甲基水银等6种化学品。
“我们最大的担心是那些没有被认识到危害的化学品，可能威胁全世界的儿童。”在最近的论文中，这两位一直研究化学品接触与大脑发育之间关系的美国学者写道。
“现在一个默认的假设是，对成人的大脑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化学品，可能会对孩子产生更大的影响。”医学教授格朗让解释。
“人的大脑有非常复杂和精妙的发育阶段，在婴儿时期一切都要按照既定的时间和顺序发生，如果错乱，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在著作《只有一次机会》中，格朗让写道。
根据格朗让搜集的资料，每年神经发展障碍都会困扰着10%～15%的美国新生婴儿。在全球范围内，自闭症、多动症的患病人数也在增多。
许多化学品没有经过适当的健康或者安全测试
不过，要证实化学品可能会对人脑发育造成影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种单一的环境因素与孤独症或多动症有明确的联系。”美国神经化学专家克什纳尔说。
比如，为了证实化学品与智商的关系，科学家先征集怀孕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抽取血样、搜集尿样、甚至屋里的灰尘，来衡量她们的周围环境。孩子出生以后，继续在他们的童年时期进行追踪。整个过程耗时而且极其困难。
“化学品的污染和其他污染有所不同，”刘建国说，“化学品通常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控制起来更困难。”
根据一篇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目前人类总共生产大约143000种化学品，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倾倒大约3000万吨化学垃圾。联合国环境署发出警告，人类生产的化学品“许多都没有经过适当的健康或者安全测试”。
中国的情况同样严峻。根据环境保护部2013年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万多种，“尚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意识、水平、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种化学品从被研制出来到完全确定是否有毒性至少需要20年。”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张遂新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生产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对其危害的认识速度。”
比如，对于目前已经臭名昭著的铅，从成为嫌疑犯到最终定罪，人类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滴滴涕曾带来农作物增产，但30年之后被证实会在人体内长期积累，并扰乱荷尔蒙分泌。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曾经抽取了10个城市和网上商店的数百种美白、祛斑类化妆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产品中都含有重金属，而且大部分超标。
这个组织还做过油漆中以铅为主的可溶性重金属的含量测试，发现“含量在国家规定值上下，但是某些品牌的彩色油漆超标严重”。
“国家规定对于重金属的量是按产品来分，比如美白面霜里的铅含量只能到多少，油漆里铅的含量只能到多少，陶瓷碗里面的铅只能到多少，虽然你这三种都达标的，但如果你吃饭用这个碗、闻这种油漆，可能就有蓄积的作用。”张遂新说。
国际上对于化学品的管理进展一直缓慢
从事环保教育的张遂新回到家，都会换掉衣服和鞋子，并小心除掉上面的灰尘——灰尘里很可能含有铅等重金属。在超市购买产品都会看标签，弄明白都含有哪些化学物。
“但这对普通人并不适用。”学化学出身的他建议，商品上面应列明所有添加剂的潜在危害，包括每一类化学品的最大接触量。
格朗让则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神经毒素的防控策略。这一策略不仅包括对所有现存的化学品进行神经毒性检查，而且每一种新的化学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类似检查。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2007年，欧盟就开始实施《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这套旨在保护人们远离化学品危害的法规规定，生产化学品的公司必须承担所有检查的义务。
对此，刘建国将其总结为有罪推定——在上市之前必须证实化学品对环境和健康无害。他说，美国的管理方式更像无罪推定——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对环境和健康有害，即可上市。这位担任环保部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的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对于化学品的评审原则与欧洲更为接近。
但他强调，无论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对拟在本国或本地区市场上新投产或新入市的化学品物质，逐步采用一种大致相同的化学物质审核体系。在这种具有“预先防范”性质的管理体系下，新上市的化学品“一般不会出问题”。
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制度之前，没有经过事先充分审查的那些化学物质。刘建国说，目前虽然化学品污染的问题慢慢受到重视，但是“整体研究层次还不高”，要把新的审查制度采用之前的化学品研究清楚，还需要一段时间。
早在2002年，在南非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中，联合国成员国就制定了一个目标——在2020年之前，使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但是201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全球化学品展望》报告称国际上对于化学品的管理“进展一直缓慢，成果并不充分”。
这种缓慢的进展让格朗让非常忧虑。在论文发表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现在有办法测试一种化学品是不是会对儿童神经发育产生不良影响——那么，是时候让这种测试变成强制执行的了。”
至于坂本忍，她的身上永远留着有毒化学品的痕迹。“我好想成为一只鸟，好想跑一跑，好想披上婚纱，去爱我爱的人，还要大胆地说出来，我是认真的。可是我知道，这只是如果，只是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沿着这条路，我将走下去。”这是她长大后写下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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