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革命需要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刘吉臻华北电力大学校长，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北京能源协会副会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机电运载学部常务副主任等职。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热能动力及自动化领域教学科研工作，出版学术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
“以能源革命化解能源的四个难题”
中国电力报：在您看来，当前提出“能源革命”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刘吉臻：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开始的，以煤炭为基本能源，带动了工业化时代的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内燃机的发明为特征，推动了石油能源时代的到来。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化石能源的革命。
今天来看，过度地依赖和大量地消耗化石能源，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现代社会在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物质繁荣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们悄然之中尝到了苦果。最直接的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当然也面临着资源的枯竭。所以，为了人类社会的继续进步，一场新的能源革命势在必行。
这场能源革命既具有长期性又有紧迫性。我国大面积的雾霾让大家增强了危机感。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我谈到了能源问题面临的四个危机：一是能源短缺，即如何保证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的供应；二是能源环境危机，化石能源的过量消费造成的空气、水资源、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三是能源安全危机，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接近红线，如何改变对几个有限的能源进口通道的过度依赖；四是能源信心危机，全社会对于能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众对现状的不满意以至于心理的恐慌、不知所措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电力报：“能源革命”如何应对这四个危机？
刘吉臻：其核心就是依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这需要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以及制度创新和国际合作。
推进能源革命，首先需要破除与之不相适应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中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有利于解决好中国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改革。
能源涉及面广、门类多、周期长，所以统筹和规划非常重要。该统筹的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该市场配置资源的政府就不要去管，符合国家宏观规划的东西政府应该交给市场，但是现在很多方面倒过来了，宏观规划的东西没有人做，本该市场去管的东西却是政府在做，这是我们需要下决心改革的地方。
另外，要认识并遵循能源的禀赋和特征。比如电是发供用同时完成的，而且不能大规模储存，它不同于其它工业产品，不能把一个完整的能源电力系统拆分来拆分去，成为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现在的弃风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益主体的阻碍，压了火（电）上了风（电），火（电）就不高兴，如果风、光、水、火真正互补打捆起来，局面就大大改观了。
中国电力报：那么，您认为，我国能源生产革命的着力点有哪些？
刘吉臻：事实上，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科技条件，我们还是具有很好的应对条件。
首先我们要认清国家的现状，那就是煤炭的主导地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所以要高度重视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我们70%以上的电能是由煤炭供应的，这些年我国推行的高效清洁的发电技术成效显著，供电煤耗持续大幅下降，去年平均供电煤耗降到了320克/千瓦时左右，低于美国水平，但是比日本、韩国等国家要高，所以在肯定“上大压小”的同时，还要看到改造的空间依然很大。同时，社会需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们现在的大型先进的火力发电技术，无论从效率还是排放上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缓解环保压力方面，电力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太阳能。近些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问题还不少。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面临着技术上、体制上的制约。这当中也包括集中式开发和分布式开发应该并重，特别是要重视分布式的开发。
第三，大力提升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2012年我国能源比例中，天然气只占4%多，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4.5%。有人说我们国家气少，但是我注意到最近的一些报道，我国的页岩气储量可能是世界第一，但是地质分布分散，开采难度大，所以要加大勘探与开发页岩气高新技术研究的投入与支持力度。美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称之为“页岩气革命”的能源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在能源结构中提升20%的天然气（包括页岩气），再加上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就可以把煤炭比例降低30%，由现在的70%变成40%，中国的碳排放就会合格，雾霾也不用恐慌了，环境就有希望恢复甚至超过20年前的水平。
“能源技术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中国电力报：每个人都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如何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和节能意识的倡导、普及？
刘吉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效率低、浪费严重。虽然我们一直在提倡节能，但这些年来有些扭曲，大量地消耗、浪费资源造就了GDP，破坏了环境，贻害了子孙，不论其罪，反论其功。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人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起来非常不得了，所以我认为倡导全民节约是应对能源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因为它不用太大的成本，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火电机组要降低1克的供电煤耗是很难很难的事。一度电从发电厂输送出来，加上线损等各种损耗，送到用户手中，折算成原煤就是近500克，二氧化碳排放就是1000克。节约一度电可能是举手之劳，换来的就是节能减排的成效。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节俭的民族，应该倡导一种节约的生活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发展智能电网，把电力用户中“可平移负荷”部分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现在的能源消费原则是“保障供给”或者“用户至上”，也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商量”，生产者的任务就是保障消费，即用即供。这种消费方式让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的电源、线路和供电能力是以一年中的最高峰负荷设计的，还要留出一定的富余量。如果利用“可平移负荷”削峰填谷，则可以带来巨大好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向互动，是一种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协调的新型用电方式，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进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通向生态文明的深刻变革。
中国电力报：5月15日召开的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发展特高压输电，优化电力布局”议题座谈交流。在会上，您做了哪些发言？大家讨论的共识和分歧都有哪些？
刘吉臻：上次的政协双周座谈会主题是围绕特高压，特别是交流特高压、三华同步电网建设等问题。在学术层面，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认识和声音，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任何一项重大的工程或者改革，无论是事前或者事后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发展特高压电网有利于提升电力输送的容量，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积极支持的。
同时，作为一个新的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发展中去解决，而不是等到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再去做。观点不同可能只在毫厘之间，比如特高压的安全问题、输送容量问题，有的意见认为先解决了这些问题，再去搞，但是我认为现有的示范工程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新的技术应该大胆地去试、去推，不能总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我们可领跑的东西太少了。
中国电力报：能源革命需要科技和人才的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觉得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刘吉臻：我觉得首先应该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科技和教育取得的成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规模的发展还是质量的提升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就电力行业而讲，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都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
但是，我们中国还远不是科技强国，我们手里的核心技术、创新点还不够，还不多，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基础不足、积累的时间短，二是体制原因，三是人的因素。我们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科技研发的基础、积淀还不在一个水平上。
比如说，一个新材料，一项新设计，不能认为今天研究出来就完成了，还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检验、完善、改进过程。国家的改革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改革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教育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从而真正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我理解“钱学森之问”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日，也是中国教育站在世界前列，培养出领先科学家，被世界仰慕之时。
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我们华北电力大学也有自己的梦想：把学校办成一所有特色、高水平大学，能够培养出大批国家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能源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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