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蓝会持续吗？
十年前，“雾霾”二字在绝大多数国人的概念中是空白，如今，雾霾成了亿万民众的心肺之患。十年后，还会有雾霾吗？
就在几年前，当北京的雾霾刚起之际，人们热议的是如何“逃离北京”。但如今，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同样被雾霾笼罩。
雾霾长时间、大范围发生时，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之上，昏灰的大气弥漫在空中，人们视线模糊，呼吸困难。
今年5月21日，经合组织（OECD）在国际交通论坛2014年度峰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因空气污染每年损失1.4万亿美元。
不过，最近的APEC蓝又让公众看到了环境治理的决心和能力。
治污难“毕其功于一役”
11月3日上午，站在河南安阳大唐发电厂主控室屋顶，《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不远处安钢集团厂区内，十多个烟囱向外吐着烟气，或黄或黑，宛如一个个活火山口。这样的情形过去还散见于更多煤焦生产厂。
为确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六省区市和河南省，都形成了打击违法排放的高压态势，一些地方政府还以此作为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
但一些企业违法排污照旧。在一些工业聚集地，企业生产中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违法排放、超标排放的现象屡见不鲜。
11月5日，环境保护部通报，督查人员在对阳泉市山西晋玉焦化集团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在夜间生产时不正常使用除尘设施。督查组在现场约半个小时，恰好遇到焦炉出焦，一股浓烟直冲天空，并不停向厂区周围扩散，附近弥漫着刺鼻、呛人的气味。
还有一些大型国企带头不执行空气质量保障方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热电部、炼油部以及中国石油大港石化分公司等5家单位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仍未达到限产限排30%的要求。
燃煤、机动车、工业、建筑和道路扬尘是主要的排放源。但每一项污染源的控制都是一个大难题。
在10月24日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表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最近，中国环保产业界纷纷传阅《洛杉砚雾霾启示录》一书。据作者奇普·雅各布斯介绍，自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尽管投入巨额资金、巨量资源、巨大努力，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长时间、最大规模的污染控制实践活动，但直至今天，洛杉矶的污染仍高居美国各大城市之首。
洛杉矶的经验告诉人们，对污染治理的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控“霾”的关键是控煤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比重接近70%，远高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均值。2013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已占到全球煤炭消费总量50.3%，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4.2倍和6.7倍。
“煤是高污染高碳的能源品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本报记者说，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公众健康和温室气体问题。
杨富强等专家的研究发现，近年来，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全国年均灰霾日数随煤炭消费总量的变化增加明显。
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历年《中国气候公报》统计数据，2003年以前，我国年均灰霾日数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值达到12～20天；2013年我国年均灰霾日数高达36天，全国范围内有20多个省（区、市）出现了持续性灰霾。
除了巨量的生产和消费，我国煤炭消费的分布、结构及技术水平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煤炭在使用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杨富强十分肯定地对记者说，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一次PM2.5和汞等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因煤消费（煤炭直接燃烧+煤炭使用直接相关的行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排放量。
研究发现，作为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PM2.5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类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也有来自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化学转化所形成的二次PM2.5。煤炭使用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高贡献率导致煤炭成为了我国PM2.5污染最重要的来源。
环保部门的监测发现，在全国层面，煤炭使用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约在50%至60%之间，其中的六成来源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四成来源于伴随煤炭使用的重点行业排放。
“总体而言，煤炭消费的强度和PM2.5的浓度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表明煤炭消费对PM2.5浓度高值区域的污染有较强贡献。”杨富强说。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与燃煤过程相关的污染物排放削减一直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减排技术的大规模使用，我国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开始得到控制。
杨富强等专家也注意到，煤炭消费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抵消了一部分减排的成果，先进减排技术所带来的减排空间和减排潜力逐渐变小。
治理雾霾须出重拳
北京奥运、APEC会议期间，各项强制减排措施下，蓝天一次次与北京握手。“既然可以通过硬措施让北京留住蓝天，为何这些措施不能持续实施呢？”每次蓝天过后，都会有人这样发问。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宫正宇介绍，京津冀大小城市电厂、锅炉和机动车保有量较大，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非常大。以北京为例，通过污染组分的分析表明，北京市硝酸盐、硫酸盐、铵盐等二次粒子对PM2.5质量浓度的贡献接近70%，表明机动车、燃煤等污染源排放在高湿静稳天气条件下的积累转化非常迅速。
换句话说就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已经超出了环境容量，即便都达标排放，但由于总量太大，没有大风吹，还是不行。
不管怎么说，雾霾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带污染的GDP。
安阳县鑫磊集团诚宇焦化有限公司、安阳华诚博盛钢铁公司非法排污等问题近日被媒体曝光。这些企业白天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到了晚上就偷排偷放，黄烟、红烟直排天空。
11月3日，安阳市委书记丁巍在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视频会议上坦承：“这一方面暴露了企业利欲熏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思想认识、工作落实、监督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
丁巍分析，一些人仍然“抱着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环境的想法，想当然地认为：环境资源还很多，环境容量还非常充足，甚至把‘环境承载能力强’作为招商引资的招牌。”他表示，一定要增强环保红线意识，坚决不要带污染的GDP。
“目前中国的法律本身不足以控制污染，不足以根除雾霾，不足以给我们一个蔚蓝天空。”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较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过于简单粗糙。美国《清洁空气法》约60万字，270个条款；而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仅8500字，66个条款。
“区区15页纸的法律又怎能控制住蔓延整个东部的雾霾，又怎能使13亿中国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骆建华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对违规排污者，只处以1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而且是一次性的。对其他违法行为，大多数罚款也就是2万元或5万元。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最高罚款也不过50万元。法律过于仁慈，不足以震慑违法排污者。
骆建华认为，治理雾霾必须出重拳、用重典。比如对违规排污者实行“按日计罚”，每天罚款10万元，或者处以2年之内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有；如果重犯，则加倍处罚。对因大气污染排放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处以200万元的罚款，或10年以内的有期徒刑。
除此之外，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经济激励政策。比如，国家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应逐步提高到2%~3%，新上污染源项目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比例应达到5%~7%。尽快出台环境税，开征二氧化硫税和氮氧化物税，税率应略高于治理成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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