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代表委员"把脉"京津冀联控大气污染
近几年，“大气污染”话题在京津冀地区久热不衰。
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强雾霾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应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三地“呼吸保卫战”有何难题?又该如何“齐步走”?
察“病情”：“雾霾锁城”制约三地发展
刚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中，京津冀三省、市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晒出“治霾成绩单”：2014年PM2.5平均浓度北京下降4%、河北下降12%、天津下降13.5%。
“去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上第一次形成了各方高度共识，协同防治联防联控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期间，河北、北京等地再次深陷“春节霾”，连日空气质量污染指数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再现“雾霾锁城”状态。
针对北京市未能达到5%的预期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坦言，目前北京确不能称为宜居城市。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表示，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已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亟待联合治理、联手防控。
问“病灶”：京津冀治霾难在哪儿?
2013年9月17日，环保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要求“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污染治理措施”。全国人大代表、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说，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情况发展趋势相似，各地治理可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措施，然而受到种种现实因素制约，实际治理成效仍有待加强。
——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自为政。农工党中央提交的提案指出，京津两地人均财政收入是河北的5倍以上，但河北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空气污染物浓度浓度远高于京津。若无联动配合，仅依靠河北本省能力，恐难实现区域同步治理。民建中央提交的提案指出，目前各区域资金投入缺乏配合，跨行政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存在相互推诿、等候观望等消极现象，缺乏区域性生态环境规划统筹协调。
——污染程度不同，排放无统一标准。农工党中央指出，目前京津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天津、河北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万元GDP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于北京。三地执行排放标准差距大助推了污染程度的不同。
——机动车和燃煤成区域性污染源。民建中央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机动车总量已超过2500万辆，且呈现大型运输车辆排放标准更新较慢、油品标准低、污染排放大等现状;同时三地能源结构仍以燃煤为主，年用量高达13亿吨，光伏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不普遍，给大气污染防治带来较大压力。
开“药方”：京津冀如何联防?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蓝天“不能只靠借东风”，要“事在人为”;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京津冀地区大面积雾霾频繁发生，“要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硬挑战”。
——统一环保准入门槛。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认为，京津冀三地应统一排放标准，形成统一监管、统一执法模式，做好大气联防联控。李士祥说，京津冀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已出台，三地应逐渐统一环保准入门槛，遏制污染企业在区域内的转移。
——联防也要因地制宜。包景岭表示，京津冀的大气污染物构成存在差异，以空气中硫氮两种物质成分比为例，北京氮含量高于硫，说明污染主要由汽车尾气造成;河北硫高于氮，说明污染主要由重工业燃煤造成。“污染物构成比例的差异使得各地治理措施不能完全相同。”
——加强排放标准执法。农工党中央建议，由环保部每年组织专项检查和评估，主要针对新建项目环境准入审批、现有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监察、超标处罚等环境管理环节，改变目前排放标准“重制订、轻执行”的状况。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认为，京津冀对排放执法要到位，处罚污染行为的钱必须用在治污上。
——推行新能源。推行新能源成为多位代表委员开出的一剂“药方”。民建中央建议，加大对京津冀晋鲁等地天然气的供应，同时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除了加强污染防控，引进科技手段治霾，政府还应保护环保企业的积极性，例如对积极脱硫脱硝的钢铁企业加以补贴，保证其市场竞争优势。”包景岭说。
——编制三地生态环境规划。民建中央建议，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三地环境与生态资源保护合作机制，建立三地生态建设共有基金，按照生态效率最大化的原则统一进行配置。农工党中央进一步建议，此基金尤其应用于河北化解过剩产能，资金规模设定为300亿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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