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垃圾收费政策要吸引有实力的企业介入，用专业化技术解决垃圾问题”
导读：刘瀚斌建议，首先应该明确城市垃圾收费的目的，不是增加部门收费而是增强民众资源节约的生产生活理念，是为了增加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资金；其次，在征收主体方面要统筹为一家，可以是市政环卫或者是城市住建部门；第三，应明确征收标准，这个标准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发展阶段、人口规模、垃圾处理水平等多因素综合考虑，切忌全国“一刀切”，收费标准的设置要能抵消日常垃圾清运处理的成本，还能带来一定的盈利，从而吸引有实力的企业介入，用专业化技术解决垃圾问题；最后要建立融资平台，采取PPP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垃圾处理的事业中，拓宽融资渠道。
当城镇化率已达58.5%，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也以平均8%到10％的速度递增。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吨，688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有1/4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由此可见，寻找并推行更为经济、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已是迫在眉睫。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为何要进行垃圾计量收费？如何收费更为合理？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分析。
专家：“收费只是手段，分类化减量化才是目的”
长久以来，如何解决垃圾问题关系一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虽然我国各地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垃圾收运基础设施，但涉及投入资本的巨大、用地难、干湿混运造成焚烧废气毒性大等问题，都让政府与居民头疼不已。
据了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资金基本由地方政府财政承担，1吨垃圾的处理费用需几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特别是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一次性投入巨大，数亿资金的投入对政府都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即使建成了基础设施，用卫生填埋或焚烧发电两种方式处理，但也存在征用土地、无害化处理率低等问题。
事实上，为了破解“垃圾围城”等问题，我国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赋予垃圾以“价格”信号。
指针拨回2002年，发改委、环保部发布《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开启了在国内收取垃圾处理费之路。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垃圾处理费仍主要以两种方式按户征收。一种是将其附征于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收费，按照居民消耗的水、电或燃气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第二种，是通过居民委员会或物业管理部门直接向业主收取垃圾处理费。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刘瀚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部分地区将生活垃圾收费作为一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具有强制性；而有些地区则作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多是自愿缴费。且各收费主体各异，有些是住建、城管，有些是环卫、市政，还有一些是街道层级收取，导致该收费机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不够，征收率偏低。还有即使收取了垃圾处理费也没有合适的机制进行管理，撬动社会更多资本加入，该费用的金融属性没有显现。
在此背景下，《意见》提出的价格激励和约束机制或将成为突破垃圾源头分类难关的一种手段。
《意见》指出，要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垃圾计量收费模式。
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伴学公开解释称，对分类投放垃圾的，可以适当实行低一些的收费标准，对不分类投放垃圾的，实行高一些的收费标准。同时鼓励地方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鼓励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降低垃圾处理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减量化”是生活垃圾管理的首要原则，城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是趋势和方向。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曲睿晶向记者表示，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由政府补贴为主的引导期、试验期、推广期转向由产生者付费为主，政府财政支出为辅的阶段过渡，计量收费模式是和国际上垃圾分类领先的国家接轨，从源头上减少混合垃圾的产生。
在刘瀚斌看来，本次发布的《意见》，目标正是在于完善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收费只是手段，促进垃圾的分类化、减量化和资源化才是目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说。
需要注意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蒋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国家发布的《意见》只是一个宏观的要求，不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经验不足，具体地方城市如何建立适合自身的垃圾收费制度任重道远。
居民：“不是不想分，是不知如何分”
900万吨，这个数字是去年北京居民创造的生活垃圾数量，而这一数据，还在攀升。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多个社区。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民众对于垃圾收费的具体机制普遍概念模糊。
“好像是涵盖在物业费里，每年都是一次性交清的。大概也就几十元，钱不多，就没有细追究。”北京市民张先生说。
虽然费用不高，但在征收时也并非一帆风顺。朝阳区万象新天物业管理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吐露了他们的烦恼：“年轻人一般不怎么计较这个费用，但是针对一些年龄偏大的住户，要做很久思想工作，他们才肯交。”
当问及平日生活中是否有垃圾分类的习惯时，在朝阳区上京新航线居住的秦先生直言，已经交了垃圾处理费，在分类的步骤上就不太上心了。
收效甚微——这是业界对垃圾分类效果普遍评价。记者在秦先生居住的小区内看到，小区内垃圾箱虽然明确标有分类标识，但业主们在扔垃圾时，仍是随意乱扔。
对于此次提出垃圾计量收费，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北京市海淀区物业协会资源管理部主任曲屹松认为是个“好事情”：“这样做会减少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量，垃圾计量收费肯定是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量的问题。”
面对新的垃圾收费政策，多数受访民众皆表示能接受。
“只要收的合理，我没有意见。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就算居民将垃圾分类好投入相应桶内，但垃圾车一来，各个桶内的垃圾也被集中堆放在了一起。”秦先生坦言，有时不是不想分，是不知道该如何分。他建议，在征收之前应明确分类标准，社区应多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如何不成为下一个“限塑令”？
“一公斤收多少钱？”“什么时候称？”“怎么缴费？”这是记者在采访中收到的来自民众最多的疑问。
的确，如专家所言，在这场垃圾收费持久战中，难点很多，需要逐步推进，由点到面，由浅入深。
曲睿晶指出，慎重科学建立收费模式是难点之一；无缝覆盖建立缴费体系是难点之二；精确多元建立缴费标准是难点之三。
距离“2020年底前”的时间规定，已不足3年。如何走出单纯为了收费而收费的怪圈，是当下业内讨论最多的话题。
刘瀚斌建议，首先应该明确城市垃圾收费的目的，不是增加部门收费而是增强民众资源节约的生产生活理念，是为了增加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资金；其次，在征收主体方面要统筹为一家，可以是市政环卫或者是城市住建部门；第三，应明确征收标准，这个标准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发展阶段、人口规模、垃圾处理水平等多因素综合考虑，切忌全国“一刀切”，收费标准的设置要能抵消日常垃圾清运处理的成本，还能带来一定的盈利，从而吸引有实力的企业介入，用专业化技术解决垃圾问题；最后要建立融资平台，采取PPP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垃圾处理的事业中，拓宽融资渠道。
曲睿晶提醒，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营需要慎重，政府主导不可以轻易放手。根据国际上通行法则看，垃圾处理市场有形的手都是在政府无形的手带动下的，垃圾处理的市场化运营不能任由多家企业碎片化和无序化运行，要由政府主导，确立标准，监督运维。政府要当好运维企业和民众之间的步话机、传声筒、指示牌、显示器。
“总之，通过价格机制能够逐渐使得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成本向起始端靠近，使得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且垃圾通过分类、收运、中转、填埋、焚烧等各环节都有价格信号，便于监管单位通过‘价格’这一直观信号发现哪个环节效率低，实现让污染者、使用者付出相应成本，从而激发全社会节约资源的内生动力，转变为科学集约的生产生活方式。”刘瀚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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