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经济发展在污染中国水源
英国著名媒体《卫报》上周刚评选出“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中国新首富”施正荣、环保人士马军和导演贾樟柯等四名中国的“绿色英雄”入选。评审团成员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科学家沃特森、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萨伊、国际绿色和平总干事葛德等科学家、学者、官员。《卫报》赞许马军“采取与中央政府配合的态度，勇敢揭发地方干部和企业污染水源的行径”。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是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他创立的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曝光数千家污染中国水源的企业。他承认自己有点像孤军奋战的“唐吉轲德”，但他没有停止任何对环境有利的行动，他很乐观地说：“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未来”。
马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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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39岁。1999年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2002年加入环境咨询公司。2006年5月建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2006年9月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 2006年底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同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
未来二十年是中国环保的关键时刻
赢周刊：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马军：(环保)问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根源在什么地方，要找到原因，采取一些办法解决它。我们在做环保组织，考虑的就是未来二十年，其实对中国环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有两个重大的使命，一是保证当代人享有一个起码的环境健康的标准，就是污染控制的问题；另外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自然资本和自然遗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时间里，自然遗产要丧失殆尽，像地下水也是同样很难处理的自然资源，也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在经济翻两番的过程中，不断强调要大搞重化工业，要提升重化工业占有的比例，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重化工业发展的速度，造成我们的能源效率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效率在下降，这样整个压力就非常大了。同时我们的自然资源匮乏，不是真正的地大物博，特别是人均资源。
现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珠三角、长三角正在比着谁最后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但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世界的烟囱、世界的垃圾场？不客气地说，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400个城市被垃圾“围城”
赢周刊：您长期从事环保工作，常常到各地调研，能否用具体数据和事例来证明我们身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现实状况？
马军：每年排放537亿吨的水，大部分没有很好的处理，现在新公布的数据，60%的断面在四级以上，非接触水了，主要的城市90%的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有600个城市大概有400个属于真正的垃圾围城，北京六里屯的垃圾处理场要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场也引起很大争议，争议的背后，是很多城市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亿多吨的垃圾，包括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我们自身的城市化、消费主义实际上也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我们还用了35%的化肥和大量的农药，这些都是世界第一位的。肉类的消费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我们进入小康生活的一种标志，但我们没做好后面的那部分，供给方面做了，但最后是怎么排放的，这19亿吨养殖场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就把我们的湖泊变成了化粪池的状态。
汽车的数量在急剧增长，北京第一个百万辆用了40多年的时间，第二个一百万用了6年的时间，第三个一百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城市在高峰时期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停车场，来回八车道的路成为大的停车场，怠速的排放不可想象。珠三角比北方好一些，因为自然的条件、降水、植被等好一些，但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酸雨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南部，有些地方到了无雨不酸的地步，有一些地区酸的程度达到了4以下，快变成强酸了。
水污染的形势更严峻，“三河(海河、辽河、淮河)三湖”最污染。接近30%是劣五类，一类水只有3%了。太湖的水质为什么不能搞好？我们看到入湖的很多河流很多都是劣五类的。
我们有1/3的人口暴露在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中，3.2亿的农村人口饮水是不安全的。1/5的重点城市饮用水的水源地水源不能得到保护。以往我们缺乏技术工程能力来把水很好的处理成饮用水，现在更多是水源地遭到了污染，一些城市已很难找到合格的水源地。当你的水源地严重污染，投入再多的药也很难把水整治到适合人饮用。
珠三角土壤污染也相当严重
赢周刊：刚才您提到的是空气污染、水污染这些比较瞩目的问题，能否介绍比较隐蔽但危害性同样大的问题？
马军：大家比较少注意的是土壤污染、重金属等等。现在的数据是1.5亿亩(地)受到污染了，很多原因是因为水资源很缺乏，有些地区的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直接拿来灌田了。据估算，全国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到了1200万吨。走到一些地方，农民不吃自己种的粮食，他自己知情啊，卖到外地，自己再买其他水好一些的地方种出来的粮食，或者自己开辟一小块田。实际上中国人在毒害自己，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可以说是民族自残性的行为。
据环保总局近期的调查，珠三角城市周边的地区，土壤污染是相当严重的；长三角正在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在把很多工业接过去。现在，污染转移的趋势是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上蔓延、从陆地向海洋蔓延、从支流向干流蔓延；向西部边远地区转移，直接向海洋转移。大家都认为海洋的容量很大，淡水资源没受到直接损害，但我们这么多的排污口，我们喜欢吃的海鲜是否安全？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国家、各省，包括广东省的海洋公报，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风险的。这些重金属会沿着食物链，再回到人体，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污染。
水污染同样在影响社会安定，加剧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和谐。最近，环保总局进行了流域限批，(环保总局的官员)下到安徽蚌埠，当地百姓齐刷刷地跪在他们面前说你们要来救我们，我们的生活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像环保总局局长潘岳所说的，可能这个污染已经把中国逼向可以承受的底线。
除了西藏，全国各地都有供水不足的情况，但有限的清水又被滚滚排放的污染物污染。北方许多河流在干涸，50年我们失去了1000个湖泊，地下水超采造成世界最大降水漏斗区。在草场方面，90%的草场退化。出路在什么地方？50年来我们的出路是不断开源，我们还可不可以继续这样开源下去？开源的最后一博已经开始了，南水北调工程两条1200公里的渠道正在加紧建设中。一条从长江的下游，将水引到山东、天津，一条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从水引向北京，引向河南、河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将由一个地下管道来运输，那个管道直径4米，人站进去可以感觉到是非常渺小的，堆积如山的管道正准备埋到地下。但在北京高楼大厦一片繁华，寄望1200公里的一条脐带，是不是安全的？当地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我们要从三峡调水接济汉江的下游，避免蓝藻在长江下游破坏，三峡怎么办？我们一层一层不断将取水口向远处推，有人说我们可以看到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运西藏水救中国。民间谈各种各样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畅想都是可以的，因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我希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第一时间考虑这个脆弱的环境、这些社会的代价，不能一开始只考虑工程和技术的可行性。
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水电装机容量，中国建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坝，但现在的目标是十五六年内提高到现有水平的2.9倍，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在流淌的西南江河上，就定了非常多的梯级，在干流上甚至是雅砻江上，有330座坝。
污水处理厂选择“受罚”390万年
赢周刊：在您看来，解决环保问题的阻力源自哪里？
马军：几个了解事情真相的专家参与决策的过程，他们说真的是压力太大，不签字也不行。没有公众的介入，靠几个专家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中国的问题，实际机制的问题是根本的。环保总局局长也提出来，所谓企业“三不怕(不怕环境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三不查(地方政府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一个企业如此污染的情况下，本来应该是重点审核的企业，但它的门口常常挂着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上面写着未经允许任何单位不许检查收费。潘岳也说，本来应该是挂牌督办，但现在是挂牌保护，环保局讲起来也很心酸，人家不允许我们进去啊。我们看到渭河，站在旁边眼睛都很刺激，上游就有这样一家嘉士伯的合资企业，成为渭河唯一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企业。当地环保部门一再要求他们要上环保设施，最后面对央视的镜头，当地环保局的局长说，他们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得花)390万，(不建的话)一年只能罚两次，一次5000元钱，所以他们可以罚390万年。
我们支持环保总局“作茧自缚”
赢周刊：环保局无力独自拯救环境，您认为我们还有什么解决良方？
马军：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常常有动力达到妥协，但公众利益会受到损害。当地受到影响的社区一定要参与进去。我们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从个人的经济利益来说，大的权力和资本正日益结合起来，他们联起手来，里面的利益关系比以前还要复杂。我们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专家一个人顶不住啊，历史上也就那么几个人顶住了，最近有一个就是黄万里，结果一辈子被人边缘化，再也没有机会参与决策。
要鼓励公众的参与，首先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2003年我们有了一部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公共决策时要有公众参与的法规，当然它还是太脆弱了，全面参与的条件还不具备。在中国，法院常常解决不了问题，按北大一个环境法的知名教授所说的，能不受理就不受理、能不判就不判、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处罚就不处罚、能不执行就不执行。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执行了，首次提出当公众认为这些不是保密范围的，就可以请求公开，如果不公开的，必须在一定时间给出解释。环保总局作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但我们支持这样的作茧自缚。我们希望在现实中促使它完善。
污染企业像蚂蟥吸附着黄河
赢周刊：监督好企业就等于控制好污染源，你们怎么去监督污染企业？
马军：我们2006年开始做全国水污染数据库。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地区在污染排放方面是怎样的排名。广西的排放量是非常大，跟制糖工业有关系。但我们发现，有些企业是从广东转移过去的，然后水从上游又排放下来。我想应该有一个全流域的概念，不能让这些人在那些地方找到排污的天堂，这样的排放，珠三角想清自己的水也是很难的。
我们在东莞看到一家纺织印染公司，他们暗排、偷排一天就是排放2万多吨。东莞的河就跟墨一样，味道非常难闻，每年是6亿吨的工业废水，几乎以工业废水为主。这个地区是“世界工厂”，高速公路的一场车祸可能引起全世界IT产业的震动，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水是这样的颜色，完全不适合任何生物的生长，最后排到珠江，给我们造成的损害是多大？别人还说我们倾销，要压人民币升值，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包括工人的职业健康、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等，多大的代价能还清？现在我们投入了百亿资金治理，但治理的效果远远不如现在就把这些污染源制止住，要求必须要做到达标的排放。
黄河甘肃段的污染企业就在黄河的两岸，因为取水方便，排水也方便，清水拿过来，脏水就这样排出去。当地的环保组织帮助我们对它进行了定位，使得社区和公众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紧紧沿着黄河，有时就像蚂蟥引在血管上，紧紧吸附在河流的周边。
消费者可用购买权利来投票
赢周刊：被监督企业有没有施加阻力？你们的措施有多大成效？
马军：我们制订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根据水质状况、排污状况、污染源状态，经过一套计算，每一个地区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全国有上百个城市得分为零。信息公开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
全国水污染企业已有6000家进入我们的名录。在媒体的报道下，有企业感觉到压力跟我们做交流，但先期来的企业大部分派公关人员。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达标排放，但企业说，我买一家老企业，把它弄到达标需要花多少钱啊，我要等一等看一看，这个事是不是这样就过去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持续做这件事，我们和其他20家环保组织进行了绿色选择的倡议，就是基于这6000家的名单，让消费者用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购买权利完全在你的手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需要表达出对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一念之间的选择对企业会产生非常现实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差不多30多家企业已经主动跟环保组织沟通。有企业承诺进行第三方的审核来证明，找一家技术咨询公司将你的环境管理体系、污染情况看一遍，最后证明你改好了，当然也要有环保组织参与，最后能证明确实改好了，才能从这个名单拿掉。
当然，不是所有产品都是消费品，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厂家。我们也在跟一些大企业谈，必须管理自己的供应链。管理的工具是我们开发的不达标企业查询的搜索引擎，将这家企业的名字打进去，点击就可以查看这些企业的情况，根据政府的什么文件在哪一年违反了什么法规。企业都有自己供货商的名单，将自己的供货商打入搜索引擎，就可以筛选出被中国政府宣布为超标排放的企业，找到后下去审核，也对这些企业提出要求，解释自己是怎么做的。现在只有三家企业做完了这样的审核，也只有三家对他们的供货商做了这样的筛选，只有一家真正向供货商接触，要求他们整改。但是，有三家企业重新修建了自己污水处理设施，能做到达标排放，这对环境也是一个现实的改进，可能会促成一个链式反应。公众如果不关注，不能依赖企业良心发现。
国际大企业在讲排放时说我的心就是绿的，就是要环保的，但回看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公众提出要求时，这些企业抵制过，觉得这是额外负担。后来他们认识到公众、环境的要求是不能抵制的，因为公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领先的企业意识到需要主动跟社区、公众沟通、持续改进，这样的状态下，公众也有足够的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双赢。现在大企业来沟通，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做了改进的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面对本国的环保组织现实的压力，你这么一搞，新闻一报，订单就减少了，当地的法规做不到，没办法在你这里采购了，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但我们不能等到压力从他们本国传回来，这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我们要形成自身对他们的压力。
“我们只有五个人”
赢周刊：在现实中，跨国公司毕竟还是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的。你作为一个ENGO(民间环保组织)与之抗衡，是否很吃力？
马军：他们有6000个企业，我们只有五个人，这是不够的，真的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支持，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哪怕一个政府部门，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中国的公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介入到管理中，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压力，才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这么小的机构，没有钱，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些企业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来解释他们出现的问题？我想还是在于公众有某种程度的关注。
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要开始关注自己发展带来的全球影响。我们现在碳的排放开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甚至有人说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再给我们二十年时间，恐怕难了，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起责任。
赢周刊：你会不会觉得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马军：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还是要相信未来，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未来。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绿色生活的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你可以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中，比如积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这样的制度过程，积极关注政府公布的环境数据。一些国家已开始急速向绿色生产、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向转。我们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污染肆虐的情况已到底线了，不可能等我们发展起来、人均GDP八千了，再来治理。
中国迫切需要“马军”式英雄
“如果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板上，把马军的头像与篮球明星姚明和银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但那些知道他的人会坚持说，比起一个体育巨星或电影明星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的英雄。”
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
“北京也在经历一个灰霾的天气，这个词原来多数时间是在珠三角听到，现在也转到我那里去了，湿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是照样一片的灰暗，这对要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马军谈起环保问题总是忧心忡忡。
和马军聊天，能感觉到他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严肃和焦灼，说话一板一眼。虽然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斯文的青年教师，但他的语气总是很有穿透力。他频频到各地去演讲、考察、测评，通过尽可能的措施去为治理环境作一点点贡献。即便是成为公众人物，当有普通民众向他咨询任何问题时，他也没有任何的架子，态度依然非常诚恳。
长年关注中国环保问题，让马军多次感觉到心痛和难受，面对难以彻底治理环境污染的现实，他有时也有一些力不足逮之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也没有止步。他甚至为了更自由地开展环保活动，辞去其他工作，筹建了ENGO(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他花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收集整理多个政府部门的相关数据，向公众提供各个省市的水质、排放和污染源信息，并努力推动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2007年底，他完成了“中国空气污染地图”，4000多家企业榜上有名，民众可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空气品质在全国的排名。
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把脉，马军的认真和执著确实让人很感动。更关键的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马军这么“狂热”的环保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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