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诚文：机理研究与工程实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目前，大家对技术的“原创”非常重视，但对技术的工程化应用相对关注较少，激励政策也相对不足。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污染机理的研究上，还是用工程技术和经验，来解决实际发生的环境问题？汪诚文曾经这样问自己。
作为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面对国内环境问题矛盾凸显的现状，他很快找到了答案：“大学老师既要冲在技术研发的第一线，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但是我国当下国情的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美国人参观了一圈，说了这么一句话：‘其他的倒一般，不过污水处理回用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企业生产排放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如何减少企业污染对社会的影响，除了在源头减量外，末端的污水处理是一个重要环节。”汪诚文说。
汪诚文说，他非常幸运，因为钱易院士，他很早接触到了膜生物反应器技术。
上世纪90年代初，汪诚文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博直读生，师从钱易院士。当时钱易院士从法国、日本了解到了当时全世界刚起步的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包括超滤、微滤等在内的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在今天的污水深度处理领域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具有流程简单、出水水质好、运行管理简单、占地少等优点，通过该技术处理后的中水，不但可直接排放到河里，还可用于绿化灌溉等。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的研究，我们基本上是与国际同步的。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完成了小试、中试，到全国第一个工程化应用。” 汪诚文对国内的第一个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工程印象很深，“那是在北京顺义的一个食品企业做的日处理100吨污水的工程。”
正当调试设备阶段，一家美国食品企业副总裁来参观，并洽谈收购事宜。“美国人参观了一圈，说了这么一句话：‘其他的倒一般，不过污水处理回用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汪诚文快乐地回忆道，“10年过去了，如今，这设备依然还在发挥着作用。”
此后，汪诚文与清华大学团队一起，在密云实施了亚洲最大的膜生物反应器再生水回收工程，日处理45000吨污水，处理后的中水成为密云下游河流的来水补充之一。
由于起步早、技术工程化效果好，目前国内清华大学所研发的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已占据国内污水膜处理市场的二分之一份额，而其他部分则由国外公司所占据。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污染机理的研究上，还是用工程技术和经验，来解决实际发生的环境问题？”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工程化成果极大地激励了汪诚文，但是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的访问学者工作，让汪诚文对自己今后该从事的科研方向产生了疑惑。汪诚文发现，美国大学的学者一般只做基础研究，而具体的工程化工作则是由咨询公司来完成。
2002年，汪诚文回到了国内。汪诚文发现国内的环保问题和科研环境与美国大不相同。我国产业结构不大合理，造纸、焦化、印染等重污染企业众多，污染事件层出不穷，需要科研人员马上拿出解决方案，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现实环境问题。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污染机理的研究上，还是用工程技术和经验，来解决实际发生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让汪诚文左右为难。
汪诚文说，他的导师钱易院士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钱易院士作为我国环境领域最早的院士之一，对中国环保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他告诉汪诚文，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在国外几十年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短短十年甚至几年内集中爆发出来，作为一位环境科技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和普通大众解决这些环境问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但需要研究污染机理，也需要实际环境工程的技术和经验储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汪诚文告诉记者，清华大学跟国内很多大学一样，不但培养高素质人才，也注重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要求服务社会和公众。
“无论是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还是汶川大地震环境问题的解决上，清华大学的师生们都积极参与，提出各种方案，并到第一线开展各种实际工作，这就是清华大学对师生社会责任感要求的体现。”汪诚文自豪地说。
“大学老师既要冲在技术研发的第一线，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但是我国当下国情的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虽然在做机理研究还是做工程技术的问题上找到了方向，但另外一个问题还是困扰着汪诚文，那就是对技术工程化成果的评价问题。
不同于美国完整的学术体系——大学做基础研究，咨询公司做实际工程，并实现经验的沉淀、技术的完善。在中国，目前，大家对技术的“原创”非常重视，但对技术的工程化应用相对关注较少，激励政策也相对不足。
“其实实验室成果到成果产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有很多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以前的科研体系，重视原创，相对忽视工程化、产业化，造成我国很多实验室内的成果，在发表几篇SCI文章后，就束之高阁了，不能产生实际效益。目前，国家也在提倡产学研的衔接，主要也是看到了成果转化的问题，但是我国学术评价体系未能跟上，如何衡量工程化方面的科研成果，还需要研究。”汪诚文说。
“在国外，工程化的工作主要由咨询公司来做，评价还是收费等都比较规范，但国内不一样。”汪诚文说，在把国外技术引入中国时，一般都要付高额的专用技术使用费用，但是通过国内科技人员的工作，把技术工程化了，解决了各种细节问题，最后实施获得了成功，但是费用却很少，而且是包括在设计费里面。
“设计费一般是指设计图的费用，这还包括画图人员的劳动，对于工程化的科技人员，比较不公平，而且工程化工作相对于机理研究，发表的SCI论文较少，打击了科研人员对技术工程化的热情。”汪诚文说。
“我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年间形成国外上百年时间形成的科技体系。大学老师既要冲在技术研发的第一线，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但是我国当下国情的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汪诚文诚恳地告诉记者，“我们尽量用OPEN（开放）的态度面对这种情况。也就是首先解决了实际的环境问题；此外，我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工程经验，都来自于国家的支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企业的支持，所以应该把这些成果和经验推广出去，反馈、回报社会。”
“我的同学中，超过二分之一已经离开环境领域，但是我觉得做环境也挺好，坚持做到今天，从没有后悔的想法。”
汪诚文的父母都是铁道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家学关系，他从小就对工程很感兴趣，加上身在北京，较早的接触到了环境的概念。于是在1987年高考时，他毫不犹豫的报考了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我的同学中，超过二分之一已经离开环境领域，但是我觉得做环境也挺好，坚持做到今天，从没有后悔的想法。”汪诚文坦诚地说。
近年来，汪诚文的工作重心更多转移到区域规划环评和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整治上面。
根据国务院令第559号，今年10月1日起，我国将施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对土地利用、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等规划进行环评。而汪诚文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宁波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及对策研究”、“北京西南地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和“宁波市‘十一五’国民经济规划环评评价”等多个大型综合项目的研究。
“我国有100多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数量更大的省级工业园区，还有市、县、镇的工业聚集区。国家级的工业园区管理比较规范，但县、镇的工业聚集区的环境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如企业间的环境问题治理主体是谁？责任如何划分，实施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主体如何鉴定？怎么设定各园区和企业的节能减排指标？”汪诚文解释说，循环经济，如水资源的梯级利用很多是在企业间进行，而清洁生产在一个企业内部就可实施，所以政策制定、目标设定都要科学、合理。
“在‘十一五’国家水专项的支持下，我们选择了江苏宜兴一个省级工业园区作为试点单位，该园区有老化工企业，还有光伏、热电、食品等企业，具有综合性、代表性。我们希望通过该试点工作，探讨出一套适合我国的工业园区发展之路。”汪诚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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