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渠:垃圾焚烧发电不是洪水猛兽
3月18日，南京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举行第二次环评公众参与听证会。垃圾焚烧发电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事实上，南京早已在积极推行垃圾焚烧发电。
1月24日，南京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了2007年以来的第3次环评公示。
其实，垃圾焚烧发电在我国已非新鲜事物。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垃圾焚烧厂56座，在建44座。
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进展缓慢，个中原因纷繁复杂，值得思考。但换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好事。
激烈的争议，反映出市民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而民意与决策的反复博弈、良性互动的过程，也体现出南京相关部门尊重民意、尊重程序、尊重科学、尊重法律的理性和智慧。
不久前，14位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前往上海考察了垃圾焚烧发电情况。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随行采访，并围绕垃圾焚烧发电的相关问题，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学科顾问、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兼职教授徐振渠，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如何科学处理生活垃圾，正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这样吗？
徐振渠：200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出，加强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加大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力度，到2010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
把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纳入国家级规划纲要中，据我了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足见其重要性。
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投资四万亿，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其十项措施中的第五项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可见垃圾处理已被提上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记者：处理生活垃圾，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哪几类技术？
徐振渠：纵观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发展史，迄今能够达到工业化处理规模、先进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有三类：
一是卫生填埋。以该技术为主的是人口较少、国土较大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
二是焚烧。以该技术为主的是人口较多、国土较小的国家。如北欧一些国家和日本等；
三是堆肥。尚没有以堆肥处理为主的国家，极个别国家的处理能力可达到垃圾总量的25%。
受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上述三类处理技术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缺点的垃圾处理技术尚没有发现。
记者：中国适合采用哪类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徐振渠：2004年2月，我曾参加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专家组会议，会上提出，东部地区人多地少，经济较发达，应以焚烧为主；西部地区，人少地多，经济发展较滞后，应以卫生填埋为主。我觉得，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记者：具体到南京呢？
徐振渠：南京属于人多地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应该以垃圾焚烧为主。南京现有700多万市民，日产生活垃圾约4500吨，江北垃圾焚烧厂的设计处理能力为1200吨/日。换句话说，可以解决南京约180万市民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足见该厂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记者：您能具体和我们谈谈焚烧发电的好处吗？
徐振渠：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是建设部提出的生活垃圾处理的总目标。
在卫生填埋、焚烧、堆肥三类垃圾处理技术中，焚烧的无害化效果最好。如：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应急组建了“小汤山”医疗基地，就规定医疗垃圾只允许焚烧处理；焚烧的减量化效果也最高，约可减轻重量80%，减少体积90%；此外，根据南京生活垃圾的物理、化学特性，推算每焚烧1吨垃圾可发电约 280度。除厂自用外，约80%的电量可上网供电。
记者：现在争议最大的，是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出的二恶英的毒性问题，您怎么看？
徐振渠：对任何事物，均应作定性和定量分析。
定性地说，二恶英有毒。如：可致癌、致畸等。应高度重视。
但定量分析更为重要，因为事物具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砒霜有毒，使用不当会毒死人。但有造诣的中医，可以把砒霜作为一味中药治病；铅也有毒，女性用的口红里就有，但只要含量不超标，涂在嘴唇上仍然很安全；汞也有毒，但朱砂安神丸、牛黄清心丸等中成药中就含有汞，关键是掌握其含量。
当前，社会上存在只定性地、片面地渲染二恶英毒性的现象，并在部分人群中造成恐慌，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记者：规划中的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量是多少？
徐振渠：中国现行有效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中规定，从烟囱中排出的垃圾焚烧烟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为≤1.0ng-TEQ/Nm3。
欧盟（2000年）和日本（2002年）的现行有效标准规定，烟囱中排出的垃圾焚烧烟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为≤0.1ng-TEQ/Nm3。
规划中的江北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量大大低于国标，达到了欧盟和日本的标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南京是发展中城市。在二恶英排放问题上，执行发达国家的公众也可接受的标准，我觉得公众对此应给予充分的信任。
记者：排放量达到欧盟标准，我们技术上能保证吗？
徐振渠：我可以举若干个实例证明。
正在运行的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恶英排放量为0.038ng-TEQ/Nm3；上海御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18；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38；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56；深圳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31；中山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49；江苏太仓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067。
上述厂均采用国产化设备，数据均是国家核准的监测单位监测的。因此，我们应对二恶英排放量达到≤0.1ng-TEQ/Nm3有充分信心。
记者：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技术装备水平怎么样？
徐振渠：该厂焚烧技术和装备从国外引进。如：焚烧炉、液压伺服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烟气净化系统、烟气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等。同时，为节约投资，采用了成熟的国产化余热锅炉、汽轮发电机组等。这是一个把先进技术与经济适用组合得比较好的模式。
记者：垃圾焚烧后怎么处理？
徐振渠：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渣和飞灰，仍需卫生填埋处理。因此，建设卫生填埋场与之配套是必需的。垃圾焚烧后的剩余物体积小多了，填埋场的使用年限约可延长10倍，从而大大节约了土地。
值得重视的是，建设卫生填埋场时，需辟出一个危险废弃物填埋区。因为，焚烧垃圾产生的飞灰尚需作危险废弃物处置。飞灰产量约为焚烧垃圾总量的3%，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的飞灰产量约为36吨。
记者：您对南京建设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有何建议？
徐振渠：一是要坚定。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关系到南京700多万市民的利益。700多万人的生活垃圾，放在家里一天可能问题不大，放在家里两天可能也能忍受，放在家里三天四天呢？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建设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符合国家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要求，方向没问题。
二是要建好。虽然实践表明，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可以建设好、营运好的。但在建设和营运过程中，仍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使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记者：但现实是，许多人很不愿意把它建在自己家附近，选址异常困难。
徐振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问题，正困扰着我国一部分城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适当地要求设置防护距离；
二、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难确定。一些人认为，GB18485-2001已满足不了要求；
三、即使明确了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一些人仍不相信，并反映强烈，对于解释和说明，或不愿听，或听不懂，缺乏对话和沟通气氛。究其原因，是因近几十年来，一些地方已建好的垃圾处理设施，大部分对周边环境污染大，周边居民吃了苦头。这值得反思，应引以为戒；
四、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有人存在“理想主义倾向”。宁要目前做不到的“好”，也不要目前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好”；
五、舆论导向不适当。只定性地渲染毒性多，而很少宣传毒性是能做到定量控制的。
记者：对于选址难，您有什么建议？
徐振渠：一、在选址问题上，应把重点放在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控制上，这是问题的关键和实质。不可把重点放在防护距离上，这是问题的表象。在欧盟和日本，垃圾焚烧发电厂分布在居民区的实例比较多，东京有21座垃圾焚烧厂，均建在规划建成区；
二、认真、耐心、细微地做好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对于居民的意见，千万不要简单地批评或埋怨，要多想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摸清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什么？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合理地解决问题；
三、大力开展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讨论和教育。只要少数人反对，选址就定不了。这是不是正常？由此，我觉得需要对民主问题开展一些讨论。如：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权利与义务、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教育。这样可以为选址决策打下一个较好的思想、舆论基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好南京最广大市民的利益。
记者：南京生活垃圾产量巨大，光靠一个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显然不够。对于其他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徐振渠：根据这次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遇到的情况，有必要再审视一下其他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落实情况。如果已落实了，那么在南京的总体规划中，就要控制其选址周边土地的功能和用途，以避免冒出新的矛盾。同时，还要重视垃圾收集、运输系统的建设。如：采用封闭垃圾车，防止垃圾飞扬散落、跑冒滴漏；建设好垃圾转运站等。
总之，要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保证垃圾处理又好又快发展，保证民生安康，保证社会稳定和谐。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