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水污染已到危险临界点
核心提示：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后，平均每两天就要发生一起污染事故，其中70%为水污染。愈演愈烈的水污染事件，已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从偶发变成了常态，从电视里走到了生活中。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多次表示，“中国水环境现状，不能说已经难以挽回，但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拯救水环境，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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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红日阿康化工厂排污的小河经过常旺村汇入临沂罗庄经济开发区东边2公里处的陷泥河（与下游的武河和邳州境内的城河是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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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江苏邳城镇城河节制闸边搭满了临时脚架，治污工程依旧在进行中，五个闸口中有两个正在开闸放水，两名工人在这里投放净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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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上游的化肥厂排污，河道大受污染，江苏邳州市城山村村民李勇河承包的鱼塘围网中央漂浮着几十条死鱼。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奇缺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23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全国有近2/3的城市缺水。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一个水污染高发的国家，7大水系中的26%、9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均已为五类和劣五类。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后，平均每两天就要发生一起污染事故，其中70%为水污染。愈演愈烈的水污染事件，已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从偶发变成了常态，从电视里走到了生活中。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多次表示，“中国水环境现状，不能说已经难以挽回，但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拯救水环境，迫在眉睫。
走近“容易受伤”的河
7月下旬，江苏邳州河道再度遭受山东临沂化工厂的砷污染，让3个月前刚刚花费千万元的治理成果打了水漂。上游的临沂市政府随后宣布严肃查处违规排放的临沂亿鑫化工有限公司，控制污染的进一步蔓延，而下游邳州的工人们则又一次加班加点进行二次治污。8月中旬，本报记者奔赴今年两度发生砷污染事件的江苏邳州和山东临沂，试图走近那条“容易受伤”的河。
邳州百姓：鱼还在一点点死去
从徐州下了火车，记者直奔70公里开外的邳州市。砷污染事件中的城河便是从山东临沂一路流经这里的邳城镇然后南下汇入京杭大运河。坐上一辆当地出租车，三十出头的驾驶员石荣振对于老家邳城的河道污染满腹怨气：“污染一直都有，都快10年了，只是今年特别严重，所以闹大了。”
刚一进城山村，听说是来采访水污染的，村口不少村民纷纷围拢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以前还能打井喝水，现在只能买5块一桶的桶装水喝了。”“鱼塘里的鱼年年死，养鱼的都出去打工了。”问他们知不知道污染从何而来，村民直言不讳：“临沂的红日阿康，生产化肥的，主要是他们，还有就是一些淀粉厂”。再问有没有跟村里反映过问题，村民们的回答更是实在：“山东的事，俺们哪管得了，之前中央台都来过了，不是照样污染。”
按照石荣振的指引，记者找到了村里面积最大的一片鱼塘。放眼望去，围网中央几十条漂浮的死鱼在阳光照射下分外刺眼，而鱼塘的一边直通城河上游。记者提出想近距离看看鱼塘里的鱼，于是村民石峰划着一条破旧小船，把记者载往鱼塘中心。刚接近围网边缘，一股臭味便扑鼻而来，仔细往水里看，鱼塘里还是有不少活鱼的。石峰舀起一瓢池水，浑浊发黄的颜色着实让人吃惊：“污染最厉害的时候，城河水整个都是黑色的，光沫子就有两米多高，我们只能把鱼塘的引水口封闭，但绝大多数鱼还是会死。”
鱼塘的主人李勇河告诉记者，从2001年起城河水质便开始恶化：“1997年我承包这个鱼塘，刚开始效益很好，每年总能挣个十万八万的。后来河道开始污染，上游的化肥厂一排污，我们下游就跟着遭殃。”无奈之下的李勇河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其间，59岁的李勇河也多次想重操旧业，因为像他这个年龄打工也只能做做看门之类的低收入工种，只是每次回到村里看到水质，他都无奈地放弃了。
今年年初，好不容易下决心重新承包起鱼塘的李勇河再受重创：“元旦刚过，上游一大股污水下来，几万斤鱼苗一夜之间死得干干净净。”李勇河所说的，正是今年1月初山东省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违法排污所导致的砷超标水污染事件。此后临沂、邳州两地政府出资千万元进行整治，到4月份，两地环保部门宣告全部污染水体都已恢复正常。李勇河一咬牙又拿出四万块钱买了两万斤鱼苗赌一把：“现在，那些工厂排污已经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都是在半夜里或者下大雨的时候一点一点地排，鱼也就一点一点地死。四万块钱的鱼，到现在又一万五没了。”对于剩下的活鱼，李勇河不抱啥指望：“大污染过后上面来人监测过，说这里的鱼都不能吃。要卖，也只能拉到几十里外别的镇上去便宜卖掉，更别提三天两头还有污水下来，最后还不知能剩多少鱼呢。”
记者随后来到了城河节制闸。节制闸边搭满了临时脚架，治污工程依旧在进行中。此时，五个闸口中有两个正在开闸放水，两名工人各坐一边，用大勺子从麻袋中舀出一勺勺黄色粉末，投入河中。麻袋上，净水剂聚合硫酸铁的英文赫然在目。一位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邳城镇翻水站的，从8月3日开始在这里投放净水剂，最严重的时候，五个闸口全部开启，并由五名工人一起投放。当记者提出要找人了解具体治污进展时，工人指了指另一头办公室中一位穿衬衫西裤的男子：“找他，他是站长。”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治污还将持续多久，是否有成效”这样的简单问题，该男子却一口一个无可奉告，还直接以“我不是站长”来搪塞。
在接连去了邳城镇水利站、镇政府采访无果后，一位年轻的水利站副站长把记者再次引向了负责具体治污工程的镇翻水站：“你们去找翻水站站长，他知道具体情况。”记者按照工作人员的描绘找到了该站站长，依然是那位衬衫西裤男子，只是，他还是“无可奉告”。
临沂百姓：常旺成了“癌症村”
明明就是污水的“受害者”，当地政府为何还对治污讳莫如深？带着疑问记者继续向城河上游的污染源地——山东临沂进发。
记者在罗庄经济开发区红日阿康化工厂东边2公里处找到了陷泥河（与下游的武河和邳州境内的城河是同一条河流）。乍一看，这里的水质还不错。一位从小生活在这里的长者告诉记者，现在这里看到的河水是不久前上游引入活水“勾兑”后流过来的，所以看上去还行：“你们可以去下游的常旺村看看，红日阿康排污的小河经过那里才汇入陷泥河。村子三面被那条小河环绕，是这里有名的‘癌症村’。”
由于红日阿康化工厂门前戒备森严，记者未能进入厂区。记者随后来到常旺村。刚沿着进村的土路走了没几步，一条颜色泛绿的小河便出现在眼前。宽2米不到的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和粪便。离河不远的树荫下，七八个老大爷正在下棋打牌。对于污浊的小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79岁的王大爷告诉记者，这里的水污染从开始出现至今，已快10年了。从前河水清澈见底，被大家当作澡堂，如今，这条河的“职能”已然发生了大转变：“污染太严重了，河水有时黄、有时白、有时黑、有时绿，现在，我们只能把这里当垃圾站，村民们的生活垃圾干脆都倒在河里了。”
当问到有没有向村里反映过污染情况时，王大爷无奈地摇头：“反映有啥用，我们只是老百姓，没办法的。”在他记忆中，污染了这么多年，只有去年来人治理过一次：“那一次，整条河都给掏干了。”可好景不长，很快小河又充满了“色彩”。
在老人们看来，村里是因为收过化肥厂的钱，就是所谓的“污染费”，才会对污染置之不理。村里杂货铺老板程士田记得，仅有的一两次“污染费”，发放到村民手里“按照等级每人也就10，20，30块3档。”伴随着这廉价的“污染费”，常旺村这几年得病的人逐渐多了：“最多的是癌症，其次是小儿麻痹症。”程士田告诉记者，村里老张家今天刚刚办完丧事：“62岁的老张以前身体可结实了，要是不得癌症，怎么着也能活到七八十。”他说，“一直以来的污水主要都是红日阿康排的，但他们是临沂的大企业，又是中外合资的，我们村子里很多人还用他们的化肥呢，所以不解决也很正常。”
临沂官员：“暗访，你们随便访”
离开常旺村，我们沿着这条无名的“排污”河一路辗转向东，最终在一座桥头找到了它的归属。在这里，浑浊的河水夹杂着垃圾汇入陷泥河，交汇之处，色差明显的分界线很是醒目。公路两侧，“专治癌症，治愈收费”的野广告占了墙头。离谱的广告词似乎昭示着常旺村如今窘迫的境地。
采访的最后一站，记者来到临沂市环保局。法宣科一位工作人员试图用“领导都不在”打发记者，见记者不肯离去，便拿着手机走出屋外和领导联系。可等了半天结果还是“领导都不在”。记者表示已去常旺村实地调查过，想问一下环保部门究竟知不知道那里的污染情况，该工作人员显得颇不耐烦：“那里的水质不都已经达标了吗？”见记者依旧不依不饶，该工作人员最后抛下一句：“要暗访，你们随便访吧，明访，我们这没啥可说的。”
一边是两地政府大张旗鼓的治污、达标，一边却是两地百姓挥之不去的黑水、废水。究竟城河中的水是否还在受污染，受着何种物质、何种程度的污染，记者没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恐怕需要有关部门动一下“真格”或许才能给出真相。但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无助的城河还在继续“受伤”，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毕竟，鱼还在一点一点死去。
“叛徒”书记解读环保谜局
提起侯宜中这个名字，在江苏省仪征市可谓是无人不晓，很多老百姓用“仪征英雄”来形容他。从2004年底调任仪征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到2007年3月退居二线，再到如今专职“上书”，侯宜中累计收集、形成各类材料20余万字，向各级领导呼吁、反映仪征“扬州化工园”的环保问题19次，终于让仪征的环境问题渐为世人所知。本报记者结束了在邳州、临沂的采访后，专程赶往仪征，对采访中遇到的一些困惑，请教了这位很多官员眼中的“叛徒”书记。
环保干部“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在侯宜中眼里，临沂的水污染其实是很普遍、很典型的中国式基层环保问题。“作为邳州来说，被污染了，他们按理说是可以跟上游山东这边‘发火’的。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因为排污的是兄弟省市临沂的大企业，所以临沂市政府这边可能很早就会跟徐州这边打招呼，如果真是这样，那作为县级市的邳州又有什么‘权力’再‘发火’呢？从经济层面上说，产生污染的大企业也很可能会出钱补偿下游那些被污染的乡镇，这个钱未必会进老百姓口袋，但如果拿了钱，至少当地官员们是不会再出声了。从区域层面上说，污水流经地区的经济发展快慢、平时流域污染程度的大小、沿河群众穷富和对环境保护意识强弱不同，对此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再看临沂这边，之所以污染会持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可能是因为污染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根本生存问题。在巨大的GDP‘诱惑’前，当地的环保干部就只能做做稳定工作。砷污染被曝光，主要因为它毒性太重，影响过于恶劣。”在侯宜中看来，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大安全事故、大群体性事件、大领导过问、大媒体曝光这“四大”出现的时候，基层政府才会开始重视抓环保。
“其实基层的环保干部面对污染，要承受来自企业、群众、领导三个方面的气，管与不管都要有一头不讨好，这样的压力之下，能不为‘政绩’，而真正为保护环境‘叫劲’的人还能有多少呢？”侯宜中以他几年来一直举报的扬州化工园为例：“几年来尽管环保违法违规一直不断，但仪征还是有一大批人因为化工园而升迁。既然如此，谁还会去为保护环境‘卖命’呢？现在不少的环保局长，基本都是‘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法规标准相对滞后，环保部门无力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化工产业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原有国家制定公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过低，已明显不能适应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这也造成了时下即使“污染严重”、环保部门也“无能为力”的窘境。
侯宜中告诉记者，扬州农药集团优士化学公司的废气长期扰民，严重影响了仪征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但由于排放的废气特异因子没有国家排放标准，尽管“民怨沸腾”了五年，除了行政力量制止、干预以外，对企业至今无法处罚。
与此同时，相关环保法律在日益严重的污染面前也显得有些“软弱”、“单薄”。侯宜中表示，有时，面对一些企业的污染行为，执法人员看了恨之入骨，可是要处罚、制止，却找不到相应法律文件的具体规定。即使有处罚条款，可操作性也不强，光是罚点小钱，对于污染环境者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相对于昂贵的污水、废气处理费用，几万到几十万的‘违法成本’真是太低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有恃无恐乱排污的症结所在。”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日前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主犯、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侯宜中对此举双手赞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没有正直媒体的曝光，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信号。在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有了污染一糊二捂三拖，不出事不重视，甚至出了事不曝光不处罚。只有处罚严厉了，才能让那些无视环保、恶意排放的人有所顾忌、不敢犯罪。”除了处罚排污当事人以外，侯宜中认为还应当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污染的势头。
一些排污企业想方设法与环保部门“躲猫猫”
作为一位前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目睹的污染事件不少。在他看来，尽管目前国民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提高，但细看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其中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一些大型企业环保意识较高，能自觉、主动地把环保放在第一位，而很多中小企业对环保认识就非常肤浅。另外大城市的企业整体环保意识高于同类型小城市企业。
侯宜中给记者介绍了很多企业惯用违法伎俩：“为了早投产，他们可以不批就建；为了回避、应付环评，他们可以说谎、做假，甚至勾结环评公司；为了减少投入，可以不建、少建、迟建三废处理设施；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处理设施可以少运行、不运行、偷排、暗排。这些企业经常与环保执法人员‘躲猫猫’，‘打游击’，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基层环保的难度了。”
在采访的尾声，侯宜中建议：“一些经济发展较快、污染严重的地区应该放一放GDP，用‘环保优先’来修复环境状况；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地区应真正实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重’方针；对生态保护责任重、不宜发展经济的大流域、自然保护地区应当运用国家‘生态补偿’政策，重点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环境形势将更加严峻，环境污染的事件还将不断出现。现实国情已经表明‘中国污染不起’，‘污染了也治理不起’。现在，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新的科学发展考核评价意见已经出台，地方政府如果再不改变重GDP轻COD（化学需氧量）的老观念，那迟早还是要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条路中国人走不起。”侯宜中沉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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