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垃圾围城之后
在见到王久良前的一个礼拜，我刚刚在微博上转发了他的作品《垃圾围城》中那张在谷歌地图上标出所有垃圾场的图片。当时是因为密密麻麻的黄色图标围住了北京城，感到格外触目惊心，愤青如我，必然会假装平静地转发之。但除此之外对这个人，其实不甚了解。
12月2日，福特环保奖的颁奖，王久良最后上场，拿的是自然环境保护-传播奖大奖。他站在台上的样子略显拘谨，穿深咖啡色的长袖T恤牛仔裤，留齐齐的板寸，主持人让他发表感言，他说了不到三句话，然后从中国环保之父，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手中接过了奖牌。
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奖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为他的《超级市场》项目带来了重要的启动资金——《超级市场》不会像《垃圾围城》那么简单，一两个人就能搞定。在他的计划中，这会是一个结合了图片、影像、装置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艺术，而矛头也会直指那些疯狂扩大生产的企业，以及各种被制造出来的需求。拷问企业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会让面临更难获得企业赞助的问题，尽管这个项目需要的资金远远多于《垃圾围城》，初步估算在140万元左右。但王久良对赞助商也一样苛刻挑剔，“有些企业就是给我钱我也不要。”
从2009年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拿特别大奖至今，《垃圾围城》摄影作品和纪录片都已经拿了太多的奖项，带来了一定的奖金收入，但这些钱显得零敲碎打，“那也比没有好。”
王久良做《垃圾围城》之初没想过会一步步“沉沦”到今天。2008年前，他经历了从纪实摄影到艺术摄影、概念摄影的转变，热爱鬼神传说的他和妻子一起到田间地头拍小时候奶奶讲的那些鬼故事的场景，“半截驴啊，鬼媳妇啊，其实鬼故事归根到底是对一种情感的渴望。”拍摄中他看到了满地的垃圾，满地的化学药品瓶子，出现在最偏远的农村里，昔日的青山绿水只留下被污染的水塘。于是，他开始开着摩托车去寻找垃圾们的出路。
《垃圾围城》展出以来引起了较高的重视，北京市领导看过王久良作品后不久，市政府决定在接下来的5-7年内，用100个亿的资金来解决垃圾问题。王久良自己也在这三年时间里扎扎实实地读完了《垃圾清洁焚烧发电技术》、《垃圾的历史》、《食品包装安全360问》等书，但是每当媒体问他如何看待垃圾焚烧的争议时，王久良往往会直截了当地拒绝，“处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要反思的是垃圾的源头在哪里?”他痛恨浪费，也痛恨无端端被制造出来的所谓需求，“那么多小包装，那么多一次性用品。”
我们坐在他跟朋友借来的没有暖气的临时工作室里聊天，屋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泡面味，“幸亏没有暖气，不然就臭死了。”他笑。这两天他在尝试将超级市场的概念付诸尝试，除了收集了一万双从垃圾场里捡来的全新的一次性拖鞋外，还有这些从垃圾场里扒拉出来的碗装方便面盒。“我要把这些方便面盒都放到货架上去，就好像你在超市看到的那样，丰富多彩。然后拍下来，按原比例打印出来。我们要制造一个垃圾的超级市场，或者说，一个超级市场的东西卖出去以后，会变成多少垃圾。这是很触目惊心的量级。”
有时候我会觉得王久良有些过于理想化，女儿2010年出生，妻子在山东老家带着孩子，他自己在北京家里架了几台机器连夜剪片。去年有个报社想招聘他做摄影记者，最终他觉得不自由还是拒了。“妻子不可能完全支持，她也是人，但她理解我。”
而他屡屡提到的企业对产品负有连带责任，这个观点他坚定不移。2日下午我见到某化学品公司中国区总裁时将王的观点带给了他，他反驳说“我们还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去一一教会农民如何回收包装，但我们在尝试诸如用可降解材料制造包装。很多时候生产企业有着有限责任，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牛奶里有人掺三聚氰胺而不生产这种化工原料了。”再后来我把这话带给王久良的时候，他只说了两个字，“狡辩”，然后推荐我看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现在我们有多少是炫耀性消费?多少的过度包装?不要总是用‘消费者有需求’‘方便’做借口。”
现在，王久良最想找的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家的生产线贡献出来给他拍照的企业，“我就想拍一个大量生产的场景，一个意象，企业的名字产品都可以不出现，就是表达一个产品被无休生产出来的意思，作为《超级市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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