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的“另类”探索
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江苏吴江、广州番禺……这一串地名所相关的垃圾焚烧厂争议，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机。
传统填埋方式已不堪重负，而焚烧方式作为西方社会已经成熟运行的主流处理模式，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大肆效仿。无论强调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在将中国的垃圾处理引向更深的歧路。
看看现实，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GDP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资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CDM（清洁发展机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做循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
比垃圾本身更严重的危机是把问题推向危机，也就是不考虑整体的解决方案，不考虑优先次序，不向公众公开既有和将会产生的问题，依赖自欺欺人的办法。
我们总说不要走别人的老路，但我们偏偏就在走，而且走得更吓人。当下中国的垃圾问题就是如此。
历史证明地球上没有垃圾的最终归宿之地：扔到城墙外，很快变成了公害，扔到地底下又进入了地下水，扔到河里很快被下游投诉，扔到空气中变成了温室气体垃圾。每个时代被吹嘘的垃圾处理技术都变成了下一个时代的梦魇或批判的对象。我们现在还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就垃圾问题而言，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于两阶段的历史，一是考虑地球环境承载力的历史，另一个就是把问题转移到别处（感官不能触及到的），或留给下一代的历史。前面这段历史我们还没有真正展开，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还停留在后者的历史阶段中。
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工业时代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逐渐超过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大城市都经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巴西，垃圾问题也顺势蔓延。
从世界总体来看，垃圾问题上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转移的。但它其实显示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圾产生这整整一个链条中耗费了更多的资源，威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放在那里还要多。所以，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而在于它背后的物质生产，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要自然去销纳它，而不是什么人为的技术，好的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对销纳时间的压力，但也有极限。因为这个世界注定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焚烧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可能产生的二恶英。相比其他处理方式，焚烧更容易掩盖整个物质流的过度耗费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延缓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很多人喜欢拿焚烧和填埋比较，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哪个更差，而不去找比这两个更好的方式？至少填埋有一点好，它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客观存在，而焚烧则是一剂安慰药：社会似乎可以继续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和大量浪费的道路，因为后果可以一烧了之嘛。
我国目前垃圾回收的现状是居民没有分类意识，即使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由于政府缺乏科学有效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干湿”垃圾仍被混合在一起。明明可以作为肥料甚至产生更大经济价值的垃圾例如废弃包装，就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炉，成为了环境的杀手。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以民营企业、个体户以及拾荒者为主的“拾荒”大军，构成了中国垃圾回收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但他们缺乏有效管理和分拣知识的培训，无法在回收前端充分奠定分类基础。由于缺乏对许多垃圾再回收价值的认识，拾荒者仍然会青睐硬纸板、塑料瓶等传统回收物品。无法踏上一个良性的可循环再利用道路。
这仅仅是中国垃圾问题的一个缩影：有效垃圾管理体系的缺失，包括源头减量到科学分类，都是如今垃圾焚烧面临指责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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