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6月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闭幕。此次会议是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重要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如何评价此次会议？本报特约相关专家撰写理论文章，以期对读者有所借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重要国际会议，有近13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5万多名代表参加。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在当今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可持续发展确实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前景的重大命题。人们如此关注这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议题重要，级别很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存在颇多争议。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我们对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思考。
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具体包括: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有了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增强了各国发展的可持续导向；维护和强化了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精神。
与会各方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就20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差距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积极成果。通过了题为《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成果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次就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共识，认可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鼓励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实施绿色经济政策。决定建立高级别政治论坛，取代现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承诺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职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发言权及其履行协调任务的能力。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要求发达国家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此外，大会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行动。例如，各机构组织承诺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总额达5130亿美元；种植1亿棵树、在非洲帮助5000女性企业家从事绿色经济活动、每年循环使用80万吨PVC(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塑料)等。
上述成果是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地区性政治动荡此起彼伏、对可持续发展的很多关键与核心问题存在巨大分歧背景下实现的，实属不易。为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这一成果文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和一份很好的文件"，将会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有了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我们憧憬的未来》内容全面、基调积极、总体平衡，反映了各方主要关切。说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国际合作仍然是主基调和主旋律。这一文件对于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进一步增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表示"俄罗斯一直以来没有一份可称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件，而这次峰会的成果或许能改变俄罗斯人的看法，并让他们在这方面形成更完整的认识。"
第二，增强了各国发展的可持续导向。各国同意制定"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总目标。明确了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否定发展，而是与各国国内的发展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可持续发展方式，还有可能减少污染、降低成本，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增长。这些目标的设定有利于各国增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驱动力和方向感。
第三，维护和强化了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精神。大会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绿色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强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机构。这些都有利于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中获得公平的权利，推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进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源和以优惠条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绿色经济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统筹起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相关机构职能，有助于提升可持续发展机制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成果为何不尽如人意？
此次峰会并没有就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经济等问题达成可执行的具体目标。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在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缺乏成功经验；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传统的发展模式尚未改变；深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仍然缺乏内生动力。
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和一些国家对此次会议的积极评价相反，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许多民间环境团体对“里约＋20”峰会做出了尖锐的负面评价，认为此次峰会是一次失败的会议。绿色和平认为此次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将此次峰会称为“闹剧”。与1992年同样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相比，与民间环境团体的理想期待相比，此次峰会只是决定继续讨论此次会上已经在讨论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就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经济等问题达成可执行的具体目标。因此，与里约峰会过去曾发挥的历史作用相比，与其被赋予的历史意义相比，此次峰会的结果确实不理想。但是，综合此次峰会的历史和当前背景来看，这并不是由于各国谈判代表“怠工”，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客观来看，全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在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认识不同、发展需求不同的情况下，就这一复杂问题达成全球性的方案并不容易。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多年来进展非常缓慢。当前又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全球经济非常不稳定的时期。各国政府当前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提出要进行“再工业化”，环境问题在这样的时期难免会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这样的状况下，短短几天的峰会能够取得的结果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合作进展，结合当前全球环境与发展的现状，此次峰会的结果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一，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缺乏成功经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3项环境公约。此后20年中，国际社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方面的成功案例很少，多数进展甚微。因此，制定新的超越过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当前阶段缺乏基础，缺乏信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5》显示，国际商定的90项重要的环境目标中只有4项取得了显著进步，40项目标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鱼类种群破坏与退化、气候变化与干旱等24项目标几乎停滞不前，还有8项目标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第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传统的发展模式尚未改变，全球统一的标准难以实施。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南北差距仍然存在，甚至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本国内实现了清洁生产和较好的环境质量，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等方面可以采取较高的标准。其过去不可持续的产业和生产方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高消耗的生活方式仍然在继续。而同时，处于国际产业链底端的发展中国家深度锁定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上难以自拔，经济转型异常困难。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复杂的脱贫、促进就业和保护环境等多重挑战，难以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
第三，深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仍然缺乏内生动力。目前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主要由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各国政府主导，缺乏类似一国中央政府这样的权威有效的全球协调机构。同时更为直接的眼前的国家利益仍然远远大于尚不那么明显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能给各国带来的共同利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等全球环境问题也没有经济危机给人们的感觉更加紧迫。各国虽然认识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国际合作，但各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同时又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而且后者在多数情况下是首要考虑因素。这使发达国家难以为了全球利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也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轻易做出那些将增加其经济成本的承诺。这也是发达国家一直试图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主要原因之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发达国家承诺提供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0.7％的资金，即每年约1200亿美元，但这些承诺一直远远没有兑现。本来就有的顾虑，加上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的现实，使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不信任和隔阂进一步加深，全球合作更加困难。
中国可持续发展动力何在？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因为我国存在特殊的国情，具有强烈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步伐。
尽管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代表在答记者问时自信地说到“请去查阅里约会议以来的各项指标，有哪一个中国承诺的目标中国没有采取行动？”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上之所以成就昭显，而且未来还将加快可持续发展步伐，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存在特殊的国情，具有强烈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第一，必须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20年来，我国GDP总量虽然从全球第11位跃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人民生活水平尚未全面实现小康。与此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社会不公平问题在加剧。“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重要障碍性因素。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步伐，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不同群体、城乡、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的差距。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人逐年增加，而按照中国新的扶贫标准，还有1亿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广大农村医疗、教育、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十分薄弱，农村地区仍有8000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东、中、西部经济水平差距明显拉大，人均GDP比例1978年为1.75∶1.17∶1，2010年为2.85∶1.05∶1。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1978年和1992年均为2.58∶1，而2010年为3.23∶1。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公平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潜在诱发因素，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提出，旨在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代内不公平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必须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步伐。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虽然以低于GDP增长速度的资源消耗支持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一直是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资源耗竭、环境退化问题却已经十分突出，生态“赤字”不断增加，大量占用了后代的发展空间。例如，曾经是我国的优势能源资源的煤炭，从2009年起已经呈现净进口的局面。石油和铁矿石等战略资源已经全面短缺。2006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就达到了47％，并逐年增加；铁矿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另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预测，到2020年，中国45种主要矿产中，11种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但是，与资源短缺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2009年，单位能源生产率(美元/千克石油当量，2005年不变价)美国约是中国的1.6倍，日本、法国、德国是中国的两倍，印度是中国的1.4倍。有关研究还表明，中国的资源绩效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中，居倒数第6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约是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严重退化，有些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有些则是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退化，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截至20世纪末，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的粮食1000万吨，因受污染而超标粮食约1200万吨。城乡居民的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发展成果，并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过去30年，我国一些与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或患病率持续上升。其中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明显上升。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必须及早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不仅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的国民健康也难以承受。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延续，中国必须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发展难题、减小资源环境代价；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增加发展后劲。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公平公正的小康社会。这种发展新道路不仅是基于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生态脆弱的基本国情的一种理性选择，更是源于中华民族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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