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道”成中国城市病缩影
7月21日，一场61年未遇的大暴雨让北京城遭遇严重内涝。其实，北京并非个案，在中国，许多城市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赶不上城市化的扩张速度。但，这也仅是一个表象原因。
尽管雨季已去，但大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我们反思。为探讨中国“下水道”存在的问题，人民网采访组特别策划了“十问下水道”系列深度报道，以北京“7·21”暴雨为切入点，多路记者分别走访北京、广州、海口、赣州、合肥、青岛等十余城市，剖析全国城市内涝现象及智慧做法，将“下水道”问题作为当今一种多发的城市病，为其把脉，寻其成因，并以期探寻解决之道。
一遇暴雨，再华丽的城市，都难逃城市内涝的狼狈命运，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城市的通病。
《人民日报》披露，2008年到2010年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突发性的灾难，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师，而灾难前后的应对措施，也成为检验城市管理的试金石。
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城市排水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积而成的系统危机。一个下水道，几乎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
“重地表，轻地下”，城市建设标准积弊
城市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俄罗斯道，地处高寒，降雨量少，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其二是西欧道，如伦敦、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下水道宽阔可以行车。新中国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
城市无节制扩张，破坏区域自然肌理
城市内涝问题，不仅仅源于排水管道，许多原因还出在城市本身。近年来中国的城市高速扩张，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道。城市建设不断填埋挤占湖泊河道，改变了水系的自然格局。实际上，区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网本身对城市内涝的影响要更大。
首先，城市湿地急速萎缩，城市蓄洪能力下降。城市外部湿地、河流、湖泊等水系对于城市来说具有重要的蓄洪作用。古人说：水满自溢。没有地方去，水自然会泛滥。调蓄系统是城市防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由城市水系的湖池河渠组成。在城外洪水困城，城内积水无法外排时，城市的蓄水能力对避免内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城市内部水系阻断，整体通行不畅。城市建设中，许多城市内河水系被填埋，导致水系阻断，排水不畅。
曾经号称“百湖之市”的武汉，50年来近百个湖泊“人间蒸发”。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武汉中心城区湖泊数已由100多个锐减至目前的38个；近30年，武汉市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10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由原来的9万余亩缩减到8万余亩；目前，武汉的湖泊仍在继续被吞噬，湖面不经意地就变成地面，长出一栋栋楼盘。这样多的湖泊被填埋，武汉一到大雨就变身水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对河流湿地的过度开发，也是造成城市防洪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以北京为例，北京60%以上的河流湿地都在进行旅游开发，其中金海湖、拒马河、龙庆峡水库、野鸭湖、玉渡山水库开发强度过大，对水系自然环境的人工干预过多，破坏了生态环境。
北京“7·21”暴雨中，房山是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拒马河峡谷的坡麓地带。拒马河峡谷有京西极佳的山水景观，如十渡、野三坡（涞源）等，但旅游开发对环境保护及防洪因素考虑不足，旅游设施多沿河而建，严重影响了河流的行洪能力，在上游来水和当地山洪的夹击下必然损失惨重。
地面过度硬化导致地表径流剧增
对城市排涝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地下排水管网之外，还有就是地表径流。近年来，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绿化植被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硬质铺装，这使得雨水渗透能力大大降低。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硬化的地面是“死亡性地面”，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在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到2010年全德国城市大约90%的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在德国北部经常降雨的汉堡，很少见到城市路面积水，这与城市透水路面的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国内，这并未引起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视。
相关研究表明，一般绿地径流系数是0.2左右，如果是水泥铺装或沥青道路的话，一般在0.9左右。0.9的径流系数，就是说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只有10%可以渗透到地下，剩下90%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除；而如果是绿地的话，将有80%渗透到地下，需要排水管道排除的只有20%。也就是说，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就只有积在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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