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13%土地遭重金属污染 湘江镉超标达1800倍
11月27日上午，湖南株洲市清水塘霞湾港排污口，冒着浓烈化学药品臭味的污水冲入湘江。岸边的霞湾港工业园区，冒着白烟的烟囱林立，天空堆着灰蒙蒙的白云，阳光显得有些模糊。
被称为“东方莱茵河”的湘江还在饱受重金属污染之痛。
以湘江(株洲)霞湾港段为例，排污口下游底泥的镉、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1800倍、52倍。而湘江流域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更是面积巨大。官方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000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
在全面启动第二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之后，湖南的两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触碰到更多的“地雷”。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湖南试图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作为突破口，但治理的难度及数以千亿计的巨大资金压力令长沙、株洲及湘潭各地举步维艰。
13%土地遭重金属污染
11月27日上午，《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株洲市清水塘霞湾港排污口不远处的老霞湾港河床看到，多辆挖掘机正在作业，一车车受重金属污染的底泥被运到岸边的治理场地。北京高能时代、广西博世科等环境治理企业已进驻到工业园区。治污场地外墙的项目牌显示，需要治理的清水塘霞湾港底泥量为50080立方米，治理时间为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
治理场地隔壁的“株洲华瑞”的设备已被拆解，在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下，这家原本为株洲市冶炼集团(株冶集团，600961.SH)处理废渣的企业重新搬回到株冶集团内部。而其他处理废渣的企业则被关停，还包括多家中小化工企业。
“宏基锌业”是其中一家被关停的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为氧化锌、硫酸锌等。工厂内部，各种设备被酸性物质腐蚀得锈迹斑斑，印有骷髅图案的警示牌及药桶随处可见，但未见到处理废渣及污水的设施。
在关停之前，这些企业含有重金属及酸性物质的污水直接排到霞湾港，流入湘江。当地一企业主说，在清水塘污水处理厂建好之前，包括一些大企业在内，也照样向湘江源源不断地排放污水。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化工厂的污染影响，在新霞湾排污口下游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高浓度镉和高浓度铅污染带。其底泥含镉量最高值达359.8克/千克，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的1800倍，底泥含铅量最高值达1827.6克/千克，超标52倍。
更让人惊心的是，霞湾港只是湘江流域诸多重点排污口的一个，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等区域是重点排污点，这些地方化工、冶炼、采矿企业密布，湘江遭灾“矿毒”污染有上百年历史。
1981年~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十五”规划实施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
统计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到“矿毒”及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000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湖南14个市、州中，有8个处在湘江流域，超过40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受到污染。
湘江因此成为全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湘江之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拯救母亲河”的呼声也喊了多年。
湖南大学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罗胜联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湘江霞湾港底泥浅处有2米，深处超过4米。另外，就算将这5万立方米挖出来，如果找不到地方填埋，今后还将造成二次污染。
实际上，包括株洲霞湾港底泥治理、湘潭竹埠港企业搬迁等项目在内，湖南已逐步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下称《方案》)，这一《方案》在2011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这一《方案》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具体的指标是“经过治理，铅、汞、镉、铬、砷等重金属排放总量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削减70%左右。”
不过，无论是工业污染源控制还是历史遗留污染治理，湖南各地推进的速度都极为缓慢。
霞湾港底泥治理场地的项目牌显示，此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原计划于2012年4月份结束，预算的费用达2亿元。但到现在，治理场地的底泥堆积如山，设备还在喷漆。
数千亿治理费用重压地方
按照前述《方案》要求，要想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先要污制污染源，再对历史遗留的污染进行整治。
因此，当地政府在动员重点污染区内企业进行搬迁，或是直接关停。而这一项工作同样遇到较大阻力。比如湘潭岳塘区竹埠港是老化工基地，当地政府计划将这一区域内的26家企业全部搬离，但现实的状况是“基本搬不动”。
“我有100多亩土地，还有这么多厂房和设备，政府怎么补?”湘潭市正潭有色金属公司负责人傅正潭说，这些都合法的私有财产，政府不能说拆就拆，说搬就搬得走。
当地另一家化工企业主说，搬迁一家企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每一步都需要大量资金。首先是搬到哪儿去的问题，搬到哪里都会产生新的污染，防污需要额外的投入;再就是怎么搬的问题，搬一部分还是全部搬，企业搬迁补偿及误工、误时怎么算，政府给多少钱;最后企业再建设及生态修复、改造费用，怎么投?
这位企业负责人说，竹埠港搬迁也要花费几百亿元。“就我一家企业，怎么算都需要七八亿元，”还有费用更高的企业，比如“湘潭电化”。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很难按照湘潭市设置“到2013年底以前”的时间表搬完。
而湘潭电化集团(控股湘潭电化，002125.SZ)办公室负责人谢军恒向记者证实，公司搬迁的费用高达18亿元，这并不包括新厂投建、现有场地改造成物流园的费用。
汇集到株洲市“两型办”的数据显示，在清水塘区域，聚集了180多家类似的冶炼、化工企业。株洲需要关停、搬迁的企业多达175家，需要补偿资金25亿元。
此外，株洲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程的总费用高达432亿元，而该市2011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刚破百亿元，难以承受“污染治理”费用之重。
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自去年底拆解设备后，政府答应补偿的100万元还不见踪影。
事实上，治理费用问题已在前述《方案》中作了安排：规划项目为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规划期限为2011年～2015年，展望至2020年，力求通过5～10年时间，基本解决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重大问题，“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典范”。
不过，到今年6月底湖南下发上述《方案》的《工作方案》(2012~2015)时，设定的铅、镉等重金属排放目标任务下调为“在2008年的基础上削减50%”，规划项目降为856个，总投资降至505亿元。
根据上述《工作方案》，湖南在资金投入方面进行了分解。政府投入为主的项目共225个、298亿元，企业投入为主的项目共631个、207亿元。
资金筹借的途径是，“争取国家支持131亿元，省级投入97亿元，各市县政府投入105亿元，企业自筹165亿元。”除政府解决部分资金外，企业成为治污项目投入的主体。
为缓解污染治理及产业升级的资金压力，株洲、湘潭等地相继成立“两型社会产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资金筹措等工作。比如，湘潭市两型社会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总额为100亿元。
即便是分解任务或是“融资”，湖南各地亦很难按“目标任务”实施。比如，株洲自去年底启动了霞湾港底泥治理及工厂搬迁、关停等工作，但这些工作进展速度极为缓慢。补偿方案没有落实的情况下，湘潭竹埠港的企业也在观望之中。
株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部门官员说，现在实施的重金属污染的治理还只是“污染控制”这一层面，真正的后期治理需要更大的投入，没有3000亿元、5000亿元很难做好。
“两型社会”建设遭遇GDP困局
为解治污资金之困，湖南省已要求各级政府多渠道投入资金，包括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依据现有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及出让土地等方式。
有知情者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污染治理的资金压力还是可以想办法逐步落实，还可以面对，难以面对的是GDP增长的压力。
以湘潭岳塘区为例，2011年，竹埠港工业区年产值为44.35亿元，完成税收1.64亿元，安排就业5000多人。而2011年岳塘区地方财政收入为3.5亿元，竹埠港工业区贡献了近一半。“搬走了竹埠港，就是砍下了岳塘区半截身子，”湘潭市岳塘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长株潭等地政府除了需要忍受“砍下半截身子”的失血之痛外，还需要不断地抽血到后期的“生态保护”工作之中，并要面对“绿色GDP”的考验。
据了解，湖南还在加强推进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GDP评价体系等政策落地，试图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第二阶段要实施的十大重工程中的组成部分。
据了解，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道，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主任徐湘平称，第一阶段共制定出台了70多个政策性文件和法规，覆盖财政扶持、产业引导、生态环保等方面，为试验区改革建设提供了保障。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有关负责人称，湖南的“两型”建设已到了纵深阶段，现在需要更强力的措施推进。
“绿色GDP”只是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湖南省统计局透露的最新消息显示，“湖南省已完成了《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和以往的GDP评价体系不同，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新增了资源消耗和环境生态两个方面。
“‘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将于明年在长株潭地区推行。”湖南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称。经济发展、资源消耗、环境和生态分别在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占有权重是40%、30%和30%，更多地考虑了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情况。
湖南省“两型办”副主任、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晓红说，“长株潭”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城市群打开了一扇“两型发展”之门。比如，目前已关停污染企业1017家，重金属削减率达50%以上，二氧化硫减排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任务，带动湖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4%。
不过，在湘潭市一位主要官员看来，目前国内环境产权制度还不够明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太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刚起步，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还有更重要更艰难的工作要做：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市场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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