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治水：系统化治污 问责式监管
从全球经验来看,凡是经济高速崛起的国家或城市,必然面对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阵痛。这也是珠三角正在面临的痛。
与京津冀不同的是,珠三角的环境之痛，重点不在气而在水。
珠江的出海口坐落着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座曾经“因水而生、因水而荣”的城市,却开始“因水而痛”。珠江广州段干流水质一度处于劣V类，中心城区绝大部分河涌水质也是劣V类，昔日的“一江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美景不再。
相比以177条水道闻名于世的威尼斯,仅中心城区就有231条大小河涌的广州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水，创造了广州的历史，更流淌着广州的情怀。因此，广州人对“治水”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当下华北地区对“治霾”的关注。
“水，搞掂！”——2010年夏天，这句通俗的粤语标语高悬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广州案例馆前。彼时，广州和世界一同分享治水初见成效的喜悦。
“涨潮绿，退潮黑”——却是当地媒体最近出现的标题。应对河涌出现复臭复黑的迹象，广州再启新一轮治水大计。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广州，探寻这里的治水历程。希望这座城市的经验连同教训，能为今天的河北治污带来一些启示。
1、 截污治污和调水补水
石井河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说它是广州最出名的河涌，恐怕并不过分。
曾经，这里因宋代就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的“石门返照”以及清道光年间建造的“升平社学”、“义勇祠”和“石井桥”等古迹被老广州人津津乐道。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石井河却因河水黑如墨汁、恶臭难当而“臭”名远扬。
采访中，有人告诉记者一个故事。2008年底，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到石井河调研时曾惊讶地说：“石井河的水黑乎乎的，如果不戴眼镜，模模糊糊地还以为是煤厂呢!”
“如果连石井河都能治好，广州就没有治不好的河涌。”这句调侃在当地尽人皆知，石井河的治理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寻找石井河治污办法
“石井河很多年前就开始治理，但始终没什么成效。”关注广州河涌整治多年的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说，当时的整治多是围绕水利进行的，而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污染让政府措手不及，治水思路很难一下从排涝转换到治污。“没有完整规划，可以说是一盘散沙。”
1998年，进入白云区水利局工作的余天翔跟同事们到石井河走访。余天翔说，当时河水的脏臭超出了想象，而更让他们惊讶的是，石井河流域外围分布着两个水厂的吸水口，分别位于石井河口上游3至6公里处。“同事告诉我，石井河水质为Ⅴ类，不仅影响珠江水质，而且随潮汐上溯，会影响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
这一切让水利部门开始思考，河涌的水利建设可不可以兼顾到水质的保护。试验从石井河的一条支涌——景泰涌做起。
水利专家们采用的是当时业界非常流行的“三面光”整治办法，清淤之后将河岸和河底都做硬化处理，三面都抹上水泥混凝土。但慢慢地他们发现，“三面光”有利于防洪，但水质依然没有改善，反而破坏了河涌的生态系统。
“河床一定要用天然的河床，增加水体交换，帮助水生植物的恢复。”余天翔说，这是景泰涌试验得出的经验。
此后，余天翔和同事们提出，清淤、水体交换、生态功能恢复应是整治的重点。石井河治理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政府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堤坝整治，截污管道铺设和污水处理都被纳入规划范围。
考虑到截污之后水量减少，水体交换也会放缓，余天翔和同事们又提出，挖人工湖跨流域引水冲刷河涌。
引活水冲刷河涌，这和很多研究广州市河涌治理的专家想法不谋而合。老水利专家李平日在建言广州治水时就曾说道：“堵则必淤，淤则黑臭。我主张治理河涌类同中医疗法，一定要有活水来打通任督诸脉，这样自然能还其清流。”
河涌治理其实才刚刚开始
石井河的治理思路变迁正是广州的治水历程缩影。记者从广州市水务局了解到，截污治污和调水补水，是广州治水的两大主要举措。
2006年，珠江整治接受了第一次全民检验。当年的7月12日，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和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打头，带着3500多名市民横渡珠江，亲身体验珠江水质。此时距上一次大规模群众性的横渡珠江活动，已经隔了29年。
上岸后，张广宁现场表示，珠江整治的下一步关键要放在河涌整治上。“我们要通过截污、清淤、引水等各方面工程，整治河涌，治理珠江。”
“治水，关键是治污。截污治污就是斩断流向城市水脉的黑流，避免持续污染，相当于‘通血管’。调水补水，就是对全城水体进行‘换血’，是治本之策。”陈晓宏总结道。
已有182年历史的石井古桥，见证了石井河的世纪变迁。10月16日，记者由桥西侧拾阶而上，站在泛黄的石板上看石井河，原本发黑的“黑龙”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绿中带黄的“玉龙”，虽有些垃圾漂在水面，但闻不到什么臭味。
“石井河现在又有‘复黑’的迹象，我们也在研究新一轮的治理规划。”广州市水务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石井河干流截污工程正在论证中，就在今年8月，他们邀请了九位国内水利专家为石井河的治理“把脉”。
臭河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治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严谨的科学调研、论证和规划，广州的河涌治理其实才刚刚开始。”陈晓宏说。
2、486亿元投资和问责管理
2007年，河涌整治被列为广州市的“一号工程”，并迅速在当地媒体上成了头条话题。
63岁的标叔是白云区张村村民，在石井河边长大的他，比任何人都盼着石井河能快点治理好。“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各区的主要河涌都动起来了。可能是我们心急，老是觉得别的河涌整得比石井河快。”
标叔口中“治得快”的典型包括“赤岗涌”。那时，广州市海珠区的这条河涌被当作样板工程，河两岸花红柳绿，但浑浊的河水几乎停滞不动，亲水平台难见人影。这样的治法引来了不少批判。
“一龙”治水破解“人”“钱”难题
河涌治理成了“面子工程”，“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难辞其咎。
陈晓宏回忆，当时水利局管防洪排涝，市政园林局管排水及污水处理。甚至，同一条河涌可能上半段归水利局管，下半段归市政园林局管，“管理职能交叉，难免打架或者疏漏”。
2008年1月15日，广州市水务局正式挂牌，全市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终于成为现实。时任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全程参与了水务局的组建，他向当地媒体感慨：“这次改革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治水中碰到了很多矛盾，市水利局、市政园林局等涉水部门交叉管理，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很别扭，工作起来放不开手脚。”
广州市水务局一成立就担当起统筹全市治水的重任。除了制定全市治水方案、协调统筹各区各单位治水工程之外,市水务局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各区各单位提供智力支持。
“水务局的成立，解决了广州治水中‘人’的难题。”广州市水务局首任局长张虎曾如是说。
但在当时，广州治水还有一块“拦路石”必须搬掉,那就是“钱”的问题。
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在广州市的河涌整治工程中，涉及到大大小小治水工程共581项，这意味着治水需要大量资金。
2008年12月23日，宏大的治水计划《广州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正式出炉。“投入486亿元，在一年半之内让河涌水质彻底改观！”当时，当地媒体算了一笔账：广州治水差不多一天要花掉一亿元。
“治水就是砸钱！”广州市水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
一天一亿，这笔钱哪儿来？广州通过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2008年12月16日，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水投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下属市自来水公司、市市政污水处理总厂、市自来水工程公司。作为广州市的水务龙头企业,市水投集团负责实现市政府下达的城市供水、污水处理、河涌整治等涉水项目。
以往,城市污水处理、河涌整治是政府一家治水。而水投集团的成立，让广州打开了市场化治水的大门。
2009年2月,广州市水投集团与中国银行等14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订了总金额为350亿元的银团贷款合同，资金将全部用于改善广州水环境。这也是广州有史以来参与银行最多、融资额最大的银团贷款项目。
350亿元贷款就像一场及时雨，解了广州治水的燃眉之急，使治水有了底气。合同签订后，张广宁说：“以前资金不够，影响了治水进度，现在资金已经到位，如果又出现‘手头有钱花不出去’的情况，那就是责任心的问题了。”
改进管理，问责“河长”
时至今日，广州河涌黑臭返潮，再次引发人们关注。
广州市水务局一位工作人员直言，将治水职责一股脑划给水务局的做法并不科学。他说，由于前身是水利局，水务局比较熟悉的是水利工程，而更深谙治理方法的环保局却只能扮演警察的角色。
体制创新的探索仍在继续，如今，广州也开始放眼全国，试图从“他山之石”中寻找经验。
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的“河长责任制”至今被认为是权责统一的最佳模式。它是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的举措，针对的是无锡市水污染严重、河道长时间没有清淤整治、企业违法排污、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现象。
今年5月，南京市32条城市主要河流也实行了“河长责任制”。这些“河长”的任务目标是使河流断面水质有明显改善，实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
“广州将实行流域治理‘河长制’，各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将担任辖区内河涌‘河长’，对辖区内河涌治理、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负总责。由‘河长’组织编制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市水务局对技术方案予以指导、审核把关。工程方案成熟一条，推进实施一条。”今年8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当地媒体上公开表示。
“‘河长制’能够最大程度整合政府的执行力，但立法才是监督落实的最有效手段。”在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副教授潘伟斌看来，尽管广州的治污实践已初见成效，但从一个框架的构建到内部肌理脉络的细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治污管理牵涉到多个层面的利益博弈，体制机制改革未来仍将艰难踽行。
3、宏大的绿道网建设
古榕垂岸，鱼游浅底，莲叶田田，青圆相倚。明月下，才子佳人相约艇上赏月,岸边则是啖茶聊天的老街坊……老西关的风情景致名动全国，更是广州人的骄傲。广州人迫切治水的背后，实则是要找回曾经“傍水而居”的那份闲适与惬意。
“治水，是‘治人边之水，为水边之人’。”潘伟斌这样为记者释题。
绿道拉近人与水的距离
东濠涌全长4公里多，穿广州城市中心三大主干道而入珠江，位居广州群涌之冠。然而这样一条与城市如此接近的河涌，却难与城市居民有着更为亲密的接触。人们要了解东濠涌，不仅无法看到它的全貌，哪怕是要感知它有多长，也只能在高架桥上才能“沿”涌全程走完。
曾经，有人走访这条长达4公里多的河涌发现，沿岸不仅建筑密集、道路环境差，很多地方还是走不通的断头路。
“在东濠涌的整治过程中，路面景观工程是一大重点。”据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路面景观工程就是沿涌的绿道建设。这条绿道从小北路到珠江边的3.21公里全线打通,还设计了没有障碍的人行道及自行车道，同时沿线种植大量匹配的绿色植物及花草。
记者沿绿道走下来发现，由于绿道要穿过东风路、中山路等广州主干道，因此，绿道的人行道和单车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行道和单车道分开,另一种则是合在一起。单车除了过天桥的时候需要推行外,其余路段都可以骑行。
“要不要给你借辆单车？有了现在的绿道，你可以沿着东濠涌一直骑到珠江边，一路都是‘老广’最原汁原味的岭南水乡风情。”得知记者要体验绿道，《南方都市报》的一位同行热情地推介。他还告诉记者：“如果你是春天来，还可以去南沙蕉门河那边的绿道赏樱花。”
距离广州市中心城区约80公里的南沙，曾因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水域隔绝而被称为这座城市的“西伯利亚”，而蕉门河更是“西伯利亚”中的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臭黑河涌。
“蕉门河虽然是珠江八大出海河之一，但在过去却是好几十条工业污水排放集中的纳污河，烂船、窝棚、违章搭建，到处都是破落无序。家里有点钱的都搬走了。”在南沙横沥镇长大的一位记者回忆。
2009年末开始，绿道建设启动。蕉门河被纳入珠三角省立绿道网的1号线，一场拆违建、整堤岸、建游径、种花绿化的轰轰烈烈的绿道建设，将蕉门河的生态景观建设与南沙治水结合起来，令破败的蕉门河重生。
如今的蕉门河两岸，设了游艇码头、亲水平台、广场、照明系统以及人行道、绿地、园林小品等，各类树木与原生态植物相互搭配，成为了广大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广州大学刚毕业的周伟对此深有感触。他记得读书的时候，途经大学城和蕉门的地铁四号线，车厢里乘客总是稀稀落落。“一过了大学城南，基本上人都下车了。绿道贯通之后，地铁拥挤了很多，许多人都是到了蕉门才下，一家老少就是为了来这里走绿道、看樱花。”
生态与民生的双赢
“水质改善不能光依靠污水处理厂、补水等措施，利用河涌及周边自然条件设置一些自然处理和景观系统，配合环保、旅游等功能，达到水质改善的目标，赋予截污工程新概念。”今年8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任南琪受邀为广州治水建言时，这样评价“绿道”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广州，绿道建设被摆到了与轨道交通等项目同等重要的位置且规模宏大。按照规划，到2015年广东全省要建成总长约8770公里的省立绿道。全省互联互通的绿道网，被称作广东发展的健康之路。“绿道网是加快广东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的结合点。”在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上，汪洋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建绿道就是要以实际行动证明，高速发展的珠三角也能搞好生态，也能让民众享有高品质的休闲生活。
陈晓宏则认为，绿道是生态与民生的双赢。“若想治好水，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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