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土壤医生"谈土壤修复：最“难啃”的是工厂
人会生病，土壤也会生病。2004年，国内某地的地铁站工地，当工人们挖到地下5米时，3人急性中毒，紧急送医院。后来才知道，原址是一家农药厂，虽然好多年前搬走了，可土壤依旧有毒。2006年，汉江边上的一个三江地产项目，开工后几名建筑工人中毒，人们随后发现土壤中含有大量残余杀虫剂。工地停工，一大块地空置了至少4年。此后，各地一些矿山工厂砷中毒事件常见诸报端。
生病的土壤，不仅将污染物渗入了地下水。2008年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环保部发布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水和大气的污染物均会陆续转移到土壤中。此外，区别于空气和水，土壤污染不易转移，无法通过自然流动进行大规模降解……而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说:“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已经走了近40年，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几乎还没有动。”
近期，“大动作”频频。上月，环保部制定并发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术语》等“五项标准”，将于7月1日起实施。环保部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改后将上报国务院审议；今年“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土壤环境保护法》已有初稿，并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生病的土壤，将有法可“医”。而上海，已经出现走在前面的“土壤医生”。
什么是“土壤修复”
上海的土壤修复，2005年就起步了。那年，现任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的罗启仕，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刚到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不久，却接到了一个听起来很“新鲜”的任务——给上海世博园区场地的土壤做“风险评估”，有了评估结果之后，再进行“修复”。
之所以说“新鲜”，是因为当时国内所有环保局及环科院，几乎没接手过“土壤修复”。他们和土壤打交道，大多数时间是常规性取样检测，在全市选几个检测点，定期取来土样、水样，做个数据报告。
不久后，上海成立了土壤修复中心，还组织了以上海世博会土壤修复为主要议题的国际会议。
原来，上海世博会涉及数十个国家自建场馆，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场馆建设有土壤方面的法律规定——简言之，开工前建设方要求所建地块是“干净”的，土壤重金属、有机物含量，甚至是地下水都应是达标的；日后所建的楼房场馆拆除搬离时，土壤必须“原样返还”，若污染数据超标，则需承担治理修复费用，甚至可能还有巨额罚款。这次，他们要在浦东建场馆，就把自己国家的规矩带了过来。
可是，数十个国家法律规定细则不同；更重要的是，毕竟场馆建在我国领土，事关主权和尊严。
于是，关于土壤的事，就到了罗启仕他们手里。
一切从零开始
关于土壤修复的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虽然上海在理念上，已经是全国领先:早在2002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宣布对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出台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其中规定“如发现土壤污染超过国家相应标准时，应采取措施修复污染的土壤”。另外，还规定“土地使用权转移时，受让人有权要求转让人提供土壤中污染物检测及土地污染治理的相关资料，以避免今后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国家也有规定。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的主要内容和责任主体。
可问题是，评估、制定方案、修复、监理、验收，具体怎么做？没人做过！
而土壤质量的标准，还主要是1995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技监局颁布的，主要针对农林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仅涉及8种重金属，3种有机物；但世博园地块，超过7成是工业用地，所涉及的污染物，也远比“标准”复杂。
当时，刚成立的上海土壤修复团队和一家位于南汇、即将搬迁的日资化工企业商量，在原厂土地进行试验，费用由该化工企业支付。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家日资化工企业非常积极主动，急切地希望能尽快将土地恢复。
细细问才知，原来在日本，对环境污染的追责期是永久的，企业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污染买单。
立法和理念上的现实差距，不容忽视——日本、德国多年前已有明确法规；美国专设了土壤修复基金；荷兰每年花费数亿欧元修复土壤……
污染土壤的“黑匣子”
罗启仕回忆，当时为了满足各国要求，在世博园区的土壤评估和修复上，启用了“最高标准”。但是，另一个难题来了，按计划，上海世博会展馆要在2007年动工，留给土壤评估和修复的时间，最多2年。
硬着头皮，罗启仕和同事拿着相关部门的批文和一纸介绍信，赶紧去评估土壤。
原先的世博园板块，上海人都知道，有不少大工厂，有生产重型机械、溶剂的，有钢铁厂和码头；另外，还有好多个居民小区。
最“难啃”的是工厂。
罗启仕和同事们刚开始连大门都进不去，他们只能隔着铁门，向保安挥舞手上的介绍信，不敢说是来“评估土壤风险”，只说是“来调查水文地质结构的”。之后，他们被请到厂里的办公室，绝大多数负责人都不理解他们，工厂搬迁前为啥还要“调查土壤”，没听说过，也怕担责任。还有人问，是不是来暗中检查“工厂排污”的。
反复解释了好多遍，工厂才同意，让罗启仕团队在工厂内取样，但每次都安排人“全程陪着”。
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前期的评估尤为重要。据专家介绍，被污染的土壤，就像是个“黑匣子”，在真正“打开”这块土壤之前，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分布范围永远是个谜；前期调查得越彻底，修复时的不确定性越小。
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为了土壤修复的大规模正规调查；没有“调查规范”和“分析方法”，就主要参考美国的。
后来他们发现，这只是国内土壤修复领域众多“第一次”之一。
先做拆迁的监工
调查的结果，是世博会规划区域内部分地块土壤污染较明显。罗启仕团队详细标注了污染类型、分布和浓度，只待搬迁。
可工厂拆迁的第一天，新问题就来了。
对搞环保的人来说，很少亲眼见识过工厂拆迁——拆迁工人不管那么多，值钱的金属废料拉走卖钱，没用的炸了铲了就地掩埋；更让罗启仕大跌眼镜的是，拆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默认规则”，是拆迁工人用挖土机“掘地三尺”，把全场翻个遍，要把地底下的钢筋挖出来。
罗启仕看了猛拍头:“这不就白调查了！”不止白调查了，污染还扩散加重了。
怎么办？赶紧打报告立规范，又是第一次，他们制定了国内第一份《工业企业拆迁过程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做到了“一厂一立”，对应钢铁厂、造船厂、助剂厂不同的污染种类和形式，制定了不同的“拆迁方案”。
说是“拆迁方案”，可重点不在怎么拆，而在于怎么“防污染”；方案中包含了监理制度，之后每次拆迁，土壤修复团队的专家就盯着。
可是工人们不爽了——地下的钢筋没法挖出来卖钱了；贮藏罐和围墙不能大咧咧地随它轰然倒地，而是要等技术人员处理完上面的污染物才行；在“重污染区域”，工人们被告知不能随意挥舞挖掘机机械臂了，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拆迁，不是以往的“拆干净就好”，而是“分步骤”、“可控”，而且土壤“不混”。
上海有了“正规军”
那时候，土壤修复这项活，拆迁工人不懂，管理者也一知半解。
只有技术人员心中明白，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么大一片污染区域完全复原，几乎不可能；即便做到，费用也是天价。
在土壤修复行业，已有的技术达到数十种，常用的也有十多种，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种方式。通常情况下，修复时间越短，能用的技术越少，花费越大。比如相对省钱的方法，在污染地块上种植蜈蚣草等“吸附性强”的植物，要彻底清洁一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可能要近10年；而采用化学药剂，或是干脆在地下建一个水泥盒子来控制污染物，“工期”就快得多，可费用很高。
在罗启仕团队介入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曾经对世博规划区域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程度进行调查。他们建议，直接更换表层土壤；对于居住用地内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建议采用植物修复和化学修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改良。
“换土”，虽然快，但显然治标不治本。罗启仕坦言，最初确实尝试过“换土”，可他们很快发现，被污染的土壤即便运出来，也没地方掩埋处理。
只能埋头干，罗启仕回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土壤修复的药剂和设备；有时候只能“现做”，把污染土壤样本带到实验室，当场试验配制，做完就送到现场去用。
可土壤修复是个综合性的技术活，理论上行得通的事，到了现场应用时又让人抓耳挠腮。就比如化学药剂，实验室里得出的结果，某药剂和某种污染土壤1:20混合，就能发生反应“净化”土壤，但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端着药剂跑到“工地”就又傻眼了，脚下这一大片地，怎么加药剂呢，又该怎么让药剂和土壤充分接触呢？就用挖土机搅拌搅拌？这还是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
即便已经加班加点“当场解决”，可要短时间内将整块世博规划区域“搞干净”，也来不及。
但或许，没必要都“搞干净”呢？以后要建停车场的场地，和以后要建幼儿园的场地，土壤修复标准肯定不同吧！于是，罗启仕团队第一次引入了“风险评估”的概念，从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角度，调整土壤修复的标准；降低了诸如停车场等低风险场地的土壤修复标准。“风险评估”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土壤修复行业中，已是公认必不可缺的做法，既省时间，又省钱。可要说服世博会建设管理者，罗启仕团队颇费了一番口舌，毕竟，又是“第一次”。
在诸多第一次之后，世博区域的土壤按期修复达标了。
基于世博土壤修复的经验，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颁布《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而上海土壤修复中心，成了国内第一支有重大工程经验的“正规军”。而且，上海的土质普遍高粘性、含水量高，是最难进行修复的土质之一。因此，罗启仕团队在上海世博会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几乎能应用于国内绝大多数的土壤治理。
神秘的大市场
可是，“世博项目”之后，土壤修复依旧是个鲜为人知的行业。2007年，北京市工商局不同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名字——因为“环境类”的公司，当时还没有叫“修复”的。上海土壤修复中心在完成世博项目之后的数年内，接触的项目并不多，仅处理了一些外资企业的工厂搬迁。
但“市场”很快就打开了。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表示，土壤修复所需资金，“远远超过大气和水的污染治理，最少需要几十万亿元才能解决土地污染问题”。也有专家估计，若按照土壤修复产业占中国环保产业的10％推算，“十二五”期间土壤修复的市场，将是千亿规模。
罗启仕也感觉到，到2011年之后，各类“土壤修复公司”层出不穷，每年都至少有20多家土壤修复公司成立。土壤修复行业内的“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从那年起，突然从“请不来人”到“不得不拒绝一些人”。
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壤修复“水太深”的乱象。
土壤修复是“神秘”的，它和其他环保产业不同，修复公司一旦接手，一般就和出资方签订协议，污染数据不对外透露。毕竟，不少修复的场地位于城市中心，其中一些未来将是居民小区，数据可能直接影响修复出资方、开发商或者业主的利益。而且，一些房地产商选择土壤修复多是出于被逼无奈，尤其在资金链紧张、“每天贷款利息几十万元”的压力下，土壤修复的“工期”往往压缩到两三个月。
因此，一些污染数据未必是真实的。曾有一位环境修复工程师在博客上吐槽:“你相信一个20年的老化工厂，调查结果是只有50平方米污染土壤吗？你相信现场五颜六色，结果只有两种重金属超标吗？”
另外，土壤修复的“暴利”也被人质疑，国内不少土壤修复项目要价数千万元，上亿元的也不在少数。几乎没有企业愿意公开其项目的成本构成，现实是，一些土壤修复的过程依旧粗糙，南方某城市的钢厂搬迁，之后要在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地块上建保障房，可媒体报道其土壤修复的过程，仅仅是“一挖了之”。
业内人士透露，挖干净拉走，把污染土壤在别处填埋、焚烧；或者用水泥将污染土地隔断，这类“简单化”的土壤修复方式并不少见。即便是一些初具规模的公司，在“风险评估”环节，也常常依赖电脑软件，缺少专业化的土壤修复技术人才。
依旧“刚刚起步”
要规范土壤修复行业，确实才刚开始。全国各地不仅土质不同，污染的类型也有所不同，矿山、油田、农田和城市工业用地所采取修复方法和标准，也必然有所不同。更麻烦的，是实施过程中诸多难点，比如拆迁污染如何防治，各厂各行业都不同；又比如污染责任人如何界定，一些既有的土壤污染是由几代企业累积形成，其中一些企业早已改制，或不复存在，该如何追责，谁来付费？还有，土壤下的流动地下水，在土壤受污染和修复的过程中，必将受到影响，该怎样综合考虑？
问题尚未解决，但事情向着好处发展。
近年来，环保部联合各部委，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发布关于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通知。尤其今年，土壤修复的“五项标准”，土壤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即将实施，《土壤环境保护法》呼之欲出。
上海在土壤修复管理和技术上，依旧走在全国前列。去年，首家“国字头”的土壤修复单位——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落户上海，其核心技术团队，还是上海土壤修复中心。
得益于世博经验，及科研院所的背景，他们更擅长“把关”，为污染地块做前期调查评估、提供修复方案，以及结果验收。几乎每月，都有各地的环保部门来取经——在不少城市，土壤修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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