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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应寻求差异化互补式发展

更新时间:2014-06-30 10:16 来源:中国环境报 作者: 阅读:1636 网友评论0

刘治彦,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党委委员、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城市信息集成与动态模拟实验室负责人、研究员、博士后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软科学评审专家。  

京津冀一体化被视为解决京津城市病、破解河北发展难题的良药。最近,京津冀三地职能部门之间的频繁对接,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性阶段。我们想知道,长期阻碍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有哪些?如何协调京津冀各方利益关系?什么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有力抓手?  

对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  

采访人本报记者李莹  

阻碍京津冀一体化顺利推进的瓶颈是什么?  

■京津冀地区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很难有效推动地区城市协同发展。  

记者: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京津冀一体化,多次谈到这一问题。有人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时机已经成熟。您觉得,现在是不是京津冀区域实现协调发展的最佳时期?  

刘治彦:目前,京津冀地区呈现出城市病和区域病叠加的态势。众所周知,北京面临雾霾频发、交通拥堵、人口膨胀、水资源紧缺等城市病,要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必须跳出北京看北京。同时,河北也面临区域病。河北的资源要确保京津两个大都市,政策倾斜也造成了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北京和河北之间的差距、矛盾越来越大。  

从实际情况看,北京800万流动人口中有200万来自河北。京津发展差距增加,周边地区人口涌入,这种涌入的数量和速度北京都难以承受。同时,北京和天津长期以来发展很不协调。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与天津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天津港也给北京的货物设置了很多障碍,可见京津之间竞争大于合作。虽然2003年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天津确立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尽管如此,天津原有的基础并不足以被称为北方经济中心。  

因此,无论是缘于现实的压力,还是为了未来的发展,京津冀地区都到了必须要合作、必须要一体化的阶段。今年召开了京津冀一体化会议,力推京津冀一体化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我们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记者:我们看到,京津冀一体化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哪里?  

刘治彦:2000年以来,京津冀一体化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后,为确保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出对首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确定首钢生产基地外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首钢的成功搬迁为京津冀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京津冀一体化进展与期望仍存在差距,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记者:事实上,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可以溯源到1986年提出的环渤海经济区,距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为何京津冀一体化至今仍是口号,停留在设想和概念阶段?您认为,阻碍京津冀一体化顺利推进的瓶颈是什么?  

刘治彦:城市发展遵循这样的规律:各个城市先独立发展,竞争资源、要素,形成产业、市场。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阶段,城市之间合作加强,产业融合度提高,形成城市群。可以说,城市发展是从竞争到合作的过程。从发展的阶段上看,京津冀地区还没有达到可以融合的阶段。  

为何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发展滞后?从内因上说,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市场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京津冀地区市场经济发育较长三角、珠三角相对滞后。虽然北京央企聚集,但相较于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央企对河北、天津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弱。且北京作为首都,占有政治优势,在很多方面,河北、天津屈服于北京的单项需求,很难与北京进行平等竞争和合作。京津冀地区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推动,没有形成很好的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等,自然很难有效推动地区城市协同发展。  

从外因上说,虽然我们已有环渤海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但其协调能力有限。没有中央政府介入,相关各方很难放开自己的利益。  

记者:刚刚您也谈到了一些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的差异。这对于加强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  

刘治彦:不利方面,刚刚已经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在经济结构、城市结构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京津冀地区既有世界500强的央企总部,又有很多小作坊、小企业,产业发展有断层,企业发展不成体系;城市发展也有断层,没有形成大中小城市配套发展的格局。  

有利方面,京津冀属于环渤海地区核心,可以辐射环渤海其他两个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还能够进一步往东北辐射到哈(尔滨)长(春)城市群,通过中原城市群向西北可以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对接,辐射西北地区。因此,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将对北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带动作用。  

如何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利益分配问题?  

■京津冀要差异化、互补式发展,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记者:很多专家认为,之所以我国城市病比比皆是,重要原因在于对规划的重视不够,城市建设发展与规划相脱节。您觉得,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时期,三地应如何优化城市布局和确立产业分工?  

刘治彦:经济是京津冀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经济的基础。我认为,要从产业链角度出发,让京津冀能够合作起来。北京应该利用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国际交往优势,搞尖端研发。河北应利用地缘优势、地域广阔优势、人力资源丰富优势,重点将北京科技研发的成果产业化。天津可以利用港口优势搞物流、国际贸易等。通过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合理分工,真正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当然这个一体化最关键的是要通过市场的办法。市场主体是企业,因此,京津冀一体化必须从企业入手。北京现代轿车的做法可供借鉴。现代轿车的研发在北京,轿车生产已部分迁往黄骅港,这样,每辆车的生产成本降低200元,提高了企业效益。  

记者: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北京正在努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企业外迁。对于河北省来说,一方面,接收北京转移的高排放企业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做无法实现改善空气质量的初衷。另一方面,对于重工业占GDP50%以上的河北省来说,一步到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现实。如果河北省没有产业,那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具体来说,河北应着重发展哪些产业?  

刘治彦:河北应从两个途径解决产业发展问题。第一,要利用这次机会,将北京转移的企业接纳过来。研究表明,对北京贡献率比较大的企业是金融业、IT产业、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房地产。根据北京功能定位,批发零售、物流、冶炼、石油、仪表、纺织、文化用品等产业都将向外转移。仪表、纺织、文化用品这些污染不大的产业可以向张家口、承德等地转移。批发零售可以向廊坊转移。重化工业可以向河北沿海区域转移。这些产业对于北京来说,属于淘汰的产业,但对河北来说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二,就像刚刚提到的,可以将北京研发的一些技术进行产业化,北京是研发中心,河北是产业化基地。需要注意,河北省发展新的产业要与现有产业相结合。首要治理现有的污染,要把钢铁、建材、能源等落后工艺淘汰,实现产业技术升级。  

记者:调整河北的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业并非易事,传统产业如何实现升级改造?  

刘治彦:从河北自身来看,应淘汰一批技术工艺落后的重化工业产能,主要抓3个方面:一是改善能源结构与提高能效,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和提高节能技术水平;二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三是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从京津来看,应鼓励企业与河北相应企业对接,建立企业集团,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记者:实践证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阻力多是来自城市之间各自的利益不同。很多人认为,阻碍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利益分配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  

刘治彦:区域之间一体化最主要是利益的问题。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如果各地都从各自的角度考虑,很难达成一致。必须建立新思维,要考虑舍与得的关系。  

宏观上说,我们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说让京津冀同质化、扁平化发展,而是要差异化、互补式发展,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北京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舍弃了其他的职能,有助于解决城市病。事实上,近年来,北京工业与传统服务业快速发展,支撑了大量外来人口就业需求,但利税比例较低。北京工业目前仅占GDP的18.4%,第二产业转移对北京市财政影响不大。中央已经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差异化定位也为天津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舞台。河北作为京津两个大都市发展的依托区域,从资源环境角度支撑京津,同时也接受京津的辐射。因此,从宏观的角度上说,各方都会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受益。  

微观上说,京津冀一体化要从产业链上来进行产业整合是一体化发展的方向。产业如果协调好了,税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利益格局也就基本调整好了。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通过三地各自优势的发挥来进行产业整合。  

记者:京津冀一体化,是否真的能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  

刘治彦: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首位城市人口大多占到总人口的5%以上。北京作为世界大国的首都,无疑是全国首位城市。按此计算,我国首位城市的人口将达6800万,显然仅仅靠北京自身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京津冀一体化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必然选择。将河北省,特别是河北省北半部分,即环首都经济圈各县市,纳入首都地区,这样形成的京畿地区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分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北京减负,也为周边地区注入经济发展活力。区域发展规律和国内外城市的发展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要破解城市病和区域病的问题必须从区域视角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有没有规划出阶段目标?  

■体制机制整合、交通设施先行、产业互补发展无疑都是京津冀一体化最为关键的三部曲。  

记者: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产业链的融合。在加速京津冀地区产业链融合方面,您认为,中央层面可以出台哪些政策?京津冀区域又应该实行哪些政策?  

刘治彦:中央层面主要应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组织跨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三省市利益协调机制等。如产业布局调整引导、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统一市场体系建立等。京津冀区域层面要积极配合中央统一部署,制定时间表落实规划,筹措资金完善各自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企业跨区域组建企业集团等。  

记者:毋庸置疑,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过程中,各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您觉得,京津冀一体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刘治彦:京津冀一体化的号角已经吹响,怎么冲锋陷阵,我认为主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尽快实现基础设施同城化,使京津冀形成大的城市网络。二是从制度层面协调各方利益。国家发改委地区司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但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我觉得可以建立京津冀协调办公室,由发改委领导、各地党政领导和中央领导组成,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调会,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  

记者:您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有没有合适的时间表?  

刘治彦:我们理想的时间是最近两年,主要应谋划好与北京中心城区联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周边地区,具体主要指廊坊市区及东部3个县(市)——三河、大厂和香河,以及涿州、固安、永清等县(市),与北京远郊区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组建北京七环。完善这些区域的基础设施,尽快实现同城化,建立明确的京津冀综合协调机构。  

中期,也就是3~5年,京津冀地区实现产业链的协调同步。  

远期,也就是5~10年,形成全面融入、成熟的京津冀城市圈。同时,与济南、青岛、大连、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和郑州等二级城市和中小城市组成环渤海城市圈,构建首都经济圈的外围城市带,并与未来的哈(尔滨)长(春)城市群,西(安)兰(州)城市群相连,形成北方城市带和经济带,并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主体。  

但无论哪一阶段,体制机制整合、交通设施先行、产业互补发展无疑都是京津冀一体化最为关键的三部曲。期待着京津冀融合能够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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