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能源安全存在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能源安全》主编黄晓勇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不理想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之间显著的矛盾与差距，使得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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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安全》发布会暨中国能源安全热点问题研讨会现场
内忧之一，我国的能源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堪忧，即能源消费需求总量增长过快且煤炭占比过高。根据BP公司年度能源白皮书统计，以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计算，201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12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以石油计算）达到27.4亿吨，近5年内增加了28％。“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煤炭、石油、电力和热能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也造成能源的不合理需求增大、增长过快。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煤为主自给，以引进油、气为重心”的能源战略，在消费的一次性能源中煤炭长期占7成以上。有专家批评，过快的消费增速使煤炭的年产量大大超出了实际的“科学产能能力”。
之二，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且难以治理。2013年严重的雾霾污染席卷了中国许多重要地区，涉及范围达16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频频发布雾霾红色预警，空气质量达到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其中最重要的污染排放源，正是煤炭和石油的利用。过去那种以为能源安全即等于扩大供给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过度消耗资源必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必然要增加的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警告我们，中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外交制衡与利益博弈问题，更是实现国内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维护公众健康和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
《中国的能源安全》主编黄晓勇教授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严峻“外患”。世界能源形势呈现出供应源和需求方同时“多极化”、“多元化”的纷繁复杂局面，博弈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正面临一次主动或被动的调整，甚至将不得不重新洗牌。
从能源供给层面看，中国的能源形势随着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二更加脆弱。2013年，中国进口原油2.82亿吨，增长4%，煤炭3.3亿吨，增长13.4%，天然气进口527亿立方米，增长25.2%。虽然综合计算结果中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确只有11%，但截至2013年底，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8.1％、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虽只有27.5%但增长迅速，比2012年提高3.1个百分点，而煤炭对外依存度也达到8.13％。能源是否安全，实际上最终取决于最不安全的那种能源，而不是整体的能源，因此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能源安全现状与发展趋势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在能源运输方面，据统计，中国70%的进口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石油海路运输途径易受其他国家掣肘，对确保能源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此外，中国进口的石油多源于中东、非洲等地区，而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因素或将进一步增加这些地区动乱的频度与烈度。
受国际格局的牵制，我国一直为实现自身能源安全而努力追求能源供应的多元化。目前中国的油气来源已经构成了多方位、多渠道的格局，其中包括海上LNG、中缅管道，还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进口渠道。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努力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多元化的不懈进程中，其所需投入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国际关系突变与地区冲突频发的风险和挑战。
第三，价格体系和国际贸易方面。国际能源价格不仅受国际能源供需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且与能源市场、能源贸易和能源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程度相关，同时也受到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深切影响，这尤其体现在石油市场上。
中国作为全球石油消费第二大国，据统计，2014年中国和非OECD国家石油需求分别达到33万桶／日和124万桶／日。随着中国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及国际市场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权中的地位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自2003年以来，中国通过推出国内燃油基准价、燃料油期货等手段，着力在亚太石油市场形成有效的价格基准，以促进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原油贸易秩序，进一步形成并发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博弈能力。
第四，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之首，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在2008年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美国近几年的页岩气商业开发成功使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煤电比重已经跌至40%以下，气电比重超过煤电已然指日可待。能源技术革命将使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幅下降，美国因此得以在气候谈判上转而居于主动地位。奥巴马政府已出现积极转变，开始强调要承担减排义务。在这种变化趋势下，中国在国际减排谈判中成为被瞩目的焦点或在所难免。
《中国的能源安全》主编黄晓勇教授认为：讨论中国的能源安全，必须重点解答这些问题：如何安全持续稳定地获得有效的能源供应？如何使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平衡？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如何安全持续稳定地获得有效的能源供应？如何使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平衡？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而欲解答这三个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实质，明确安全之所系。而构建真正的能源安全，则应该树立这样几个观念：
一、摆脱能源安全直接等于加大供应的传统理念，树立供求双方科学协调，以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
二、将能源的科学高效利用作为实现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使“能源生产、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理念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三、站在国际能源版图前谋求中国的能源安全。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始终伴随着能源革命，中国应紧紧跟上国际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科技的进步、能源价格的变动等趋势，抓住机遇，用国际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致力于能源产业的振兴和能源技术的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给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定下基调：“推动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并着重强调了五个实现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途径，即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
其中关键点在于，中国实现能源安全战略必须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基础。能源安全既要通过稳定供给、合理价格和运输安全实现，也必须要依靠能源高效利用和节能和保障。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安全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能源安全》主编黄晓勇教授认为：实现能源的科学供给和利用，满足合理的能源需求，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方面应重视“节流”，充分考虑我国能源安全目前面临的挑战，通过设计、生产、贸易、运输及消费等各个环节控制能源消费总规模，通过推广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切实调整我国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甩掉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高碳”标签，提升我国的能源自给水平和供给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应重视“开源”，在谋求增加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与控制能力的同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能源生产中寻找更为有效、稳定的能源供应源。
同时，限于中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埋藏地区及开采技术和开采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情况下我国尚难以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而在实现技术革命的前提下，充分发展核电不啻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众所周知，核电与传统发电成本比较便宜许多；而且由于核燃料的运输量小，因此核电站可以建在最需要的工业区附近。但发展核电除了要筹备较大的资金投入，要实现科学合理的布局，要尽快实现第三代自主技术的完善与验证等之外，尤其重要的是，要正视公众对于核电的恐惧情绪，要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全面提高核电技术的安全性；要完善各项法规标准提高电站运行监管水平；要尽快出台国家原子能法，构建核电安全保障体系。从而确保实现全民放心的核电发展。
从第一座核电站建成以来，全世界投入运行的核电站达400多座，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安全正常的。虽然有1979年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石墨沸水堆核电站事故、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几次事故都与人为因素相关，也即是说，其灾害与影响本可控制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甚至避免。
在可靠的技术保障和管理下，核电是污染更少、更安全、更经济、更稳定、更可持续的能源。
中国发展核电首先要追求规模，稳步提高核电比重，加大开工投产规模。同时，发展核电还应该重视核电的小型化，小型核电可以建设在负荷中心，实现较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一方面要大型化和小型化并举，一方面应尽早规划“东部核电带”，尽快启动东部沿海核电项目，稳步推进中部地区核电建设布局。
同时必须综合考量财政能支撑、电价能承受、系统能消纳、成本能下降、技术能自主等必要因素。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国内能源网络安全风险值得注意
能源系统是最复杂的人造工程系统，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的勘探开采、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利用，电力的生产、输送、调度、消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等，理论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问题。能源系统的各种人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并可能对整个能源系统或局部子系统造成扰动甚至出现系统崩溃。
国内能源系统最可能出现的风险有多种。尽管能源系统设计中都突出了技术风险的防控，但是这种风险依然是很大的。主要风险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石油石化生产事故风险。我国多数油田和石油冶炼厂都建于20－30年前甚至更早，很多油田和炼厂装备老旧、技术落后，极易发生生产事故。今后应该及时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第二，油气管线输送安全风险。很多地区的油气管线设计标准低，随着使用时间延长出现老化，城市地区的油气管线经常和其他其他管线、道路交叉，已经成为一颗颗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出现事故，势必影响局部地区的油气生产和供应。此外，中国也要注意长距离油气管线尤其是跨国油气管线的非传统安全。
第三，煤矿生产安全与地质、环境安全。煤矿一直是中国安全生产的重点领域，也是中国非正常死亡发生最多的地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察总局2012年数据，2011年煤矿矿难死亡数字首次降到2000人以下（1973人），2005年之前我国平均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6000人左右。除人身伤亡之外，煤矿开采引发的严重的地质灾害、环境污染、水资源破坏等也都应在能源安全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四，电力生产与输配网络安全。电力系统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人造系统，它要求生产与购买，即供给与需求的实时匹配。电网网络也可以说最脆弱的能源系统。我国曾多次发生电网崩溃的事故。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全球能源安全
一，中东冲突仍在继续中东动荡因素持续发酵，地区格局深度调整，传统热点高温不退国际和地区政治博弈，宗教和民族矛盾纠葛，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在未来几年将出现重大变化。叙利亚的冲突仍在继续，并影响到了伊拉克。利比亚的局势也已经失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化解。由于中国多数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未来中东局势是否稳定将影响中国能源安全
二，乌克兰危机将导致欧亚能源安全格局重组。俄罗斯是OPEC之外的重要能源出口国，此外还有部分中亚中油和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市场。历史上，俄罗斯能源主要出口到欧洲，尤其是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市场约1/3的份额。然而，2013年底的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结束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无论乌克兰危机的结果如何，欧洲对俄罗斯作为能源市场稳定供应者的信心肯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尽管有各种困难，欧盟势必要尽可能的寻找替代方案，来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三，南海和北极地区可能成为能源争夺热点。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近年来，越南力图拉日本介入南海石油开发，菲律宾在黄岩岛和中国舰船对峙，背后都是能源。未来对于南海的争夺还将持续下去。
关于北极的能源，2009年《科学》杂志上有报告称北冰洋水底蕴藏的石油资源可能是之前估计的2倍。按照目前的石油消耗量，这些石油可供全国共同使用5年。目前，北极争端尚能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但在未来随着开发活动的拓展，能源的争夺会激烈化。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中国的能源经济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经济安全是能源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战略安全角度，在核威慑力下，目前难有哪个国家希望通过战争角度来控制能源资源。此时，由于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而引发能源供应中断的可能很小，而时时刻刻在发生的确实由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尤其是石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安全的影响。
中国经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日益提高，每年对外的能源进口支付在对外支付中占了很大的份额。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提高，必然提高中国经济的成本，消弱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间接效应看，能源价格提高是否消弱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面临相同能源单位成本的情况下，取决于该国可贸易产品的能源利用强度，也就是其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效率。国际能源市场并不是对所有买家都公平无歧视交易的透明市场，而是针对不同买家有一定的价格差异，比如东亚国家都普遍面临的一个“亚洲溢价”的问题。2010年来，国际石油市场上又出现了布伦特油价（Brent）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级油价格(WTI)这两个常用基准价格的显著价差问题，即WTI油价明显高于Brent油价，最高时价差达到22美元每桶。由于中国等多数国家进口原油多使用布伦特油价为基准价，因此造成了美国对其它多数国家的能源成本优势。这也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底气所在。
对中国来说，未来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塑造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能源定价话语权。如果仍由中国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能源价格，势必要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随着中国对天然气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国内天然气资源短缺，近年来不得不大量从国外大量进口LNG和管道气，导致国内天然气市场对国外的依赖度增加，这对天然气的安全稳定供应产生了极大的挑战。
其一是天然气需求增长较快，地缘政治角力影响加大，天然气进口竞争激烈，由于亚洲各国的天然气需求增长较快，对气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政权动荡也对中国海上进口天然气造成巨大隐患。如何获得长期稳定安全以及价格经济合理的气源成为能源外交的关键。
其二是天然气供应多元化不足，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对单一国家供应的依赖，都在积极构建多元化进口或出口格局。中国目前的气源较少，对气源供应多元化的愿望更加迫切。
其三是国际进口价格缺乏话语权。近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提高，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增加，价格也随之不断提高。于此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建设较为落后，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缺乏定价话语权，导致天然气进口价格受制于他国。过高的天然气进口价格极大的抑制了国内需求，导致经济建设成本加大，给能源战略转型的实施带来一定难度。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加强能源储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源战略储备一方面可以应对短期供应冲击，另一方面可以为能源消费观念的转变争取一定的时间。我国在完善能源储备上可以有以下做法：
一，完善能源储备法律体系，能源储备相关法律的制定，应重点考虑国家能源储备制度的功能定位问题，功能定位有利于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尤其要把石油储备法律完善，一方面要健全石油行业的管理规定，另一方面要完善石油储备国际合作制度。
二，建设符合国情的能源储备体系。目前，应当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和企业共同建设能源储备的模式，企业由中央政府的注资，利用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中央政府和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相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监管，企业实事求是的建设能源储备基地。
三，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目前，能源战略储备基地的建设和运营费用可由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承担。中国现阶段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财政性筹资，政策性筹资，金融筹资和国际金融机构筹资
四，实行多元化的国际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能源储备的国际合作，来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日本的节能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中国在节能事业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我们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在节能领域仍然有较大差距。从日本节能事业发展的脉络，特点和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一，节能战略必须符合经济社会的阶段特征。制定和出台国家的节能战略，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能源利用效能，产业发展方向，科研水平，企业参与热情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入手，进行充分考虑和分析。
二，发挥政府服务，税收引导和市场决定性作用。借鉴日本的经验，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章制度，引导节能事业发展，同时严格监管，有效管控社会各界的节能行为，建立全面，准确的节能信息系统为社会服务，使社会能够及时了解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使用信息，降低节能成本。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为杠杆，鼓励引导节能生产和消费。大力发展节能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税收和融资支持，企业积极主动通过管理和技术改造自身能源使用效能，减少运行成本。
三，使“官、产、学、研”良性循环推动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涵盖官、产、学、研有机结合的节能研究机构，专门从事能源和节能政策的研究、制定，同时关注国内外能源市场，能够准确及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节能政策的数据情报和科学依据，为市场中的企业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和市场信息。
《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能源安全问题需要得到国防力量的支持，能源国防建设刻不容缓。
国防力量在能源问题中的角色就是使用者、开发者和保护者。在消费使用的问题上，国防力量基本处于单向依赖和优先供应的状态；在提供保护的问题上，国防力量的目标应是确保能源可持续的稳定供应，但能源与要求可能并不匹配；在开发问题上，国防力量理应是引导者，但相比使用发面的硬性要求，引导关系的可靠性相对较低。总而言之，国防有加强对能源这个制约因素的重视，寻求改变这种被动状态的路径，在战略上降低对能源特别是对石油的依赖，在战术上加强军备力量保护能源供给的持续和安全。
在战略层面上，能源国防建设的基础是降低中国国防对传统石化能源的依赖，从战略层面上实现能源安全。军队的使命是遏制和打赢战争，当新能源及替代能源技术在石油枯竭的背景下正悄然引发一场军事变革的时候，任何固步自封的思想都将导致军队战斗力停滞不前。因此，开发能源技术、推进新能源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能源安全的问题，更是为了迎接新军事变革而不得不加快实施的战略举措。
在战术层面上，国防力量是能源的使用者，更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面对脆弱的外部能源环境，国防力量在能源的来源、运输、储备等很多方面都承担着保障责任。而且，越来越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对国家安全也是一种潜在威胁。因此，为国家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的能源，自然也应该是国防力量的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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