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守护人孔海南：与水污染作战 每个人都是士兵
在距离上海2000余公里之遥的云南洱海，当地导游、出租车司机都对一位上海专家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负责人孔海南。
不久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按下环境治理的“加速键”。对此，从事水环境治理近40年的孔海南充满信心：“水治理有它的基本规律，但社会的进步和我们的努力能让生态恢复的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
促使我回国的，是一篇报道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不久。当时，人们把天然湖泊视作农药与化学工厂污水排放的氧化塘，寄希望于大自然来处理工业废水。
从读大学起，孔海南就对这样的污水处理方法存疑。他自学日语和专业课程，考取公派交流学者赴日本寻找答案。
留日十三载，孔海南拿到了水环境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参与了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的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示范研究项目，成为了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一名外籍研究员。但是，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待遇没能留住孔海南的心。揣着参与国外治理积累的经验和满腔的热情，他于2000年回到了祖国。
上观新闻：您最初在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读环境医学，后来是如何与水环境治理“结缘”的?
孔海南：“文革”10年间，我都在一家军工厂做机修工人，对水环境治理是完全不了解的。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之后，我正迟疑着要报什么专业，这时认识了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恩师蔡宏道先生。蔡先生是我国环境科学界的元老，当时受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环境医学系，从他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有环境医学这门学科。
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国家新创办这样的学科，一定是国家建设急需的，所以就报考了蔡先生的专业。大学五年学习中这位老先生的科学进取精神与治学态度成为了我终身为人及学业的榜样。
作为五年制的医学生，我其实直到最后一年半做毕业论文时，才正式和水“打交道”。当时，全班所有同学的论文都是做一个课题，就是研究一个被工业废水污染的大型湖泊，要搞清楚从工业污染源开始，到土壤、农作物，再到家禽家畜污染迁移，最后到人体发病的完整过程。十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在现场取水样、做研究，印象非常深刻，从此认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
上观新闻：当时国内环境保护和治理事业起步不久，人们的理解和认知处在什么状态?
孔海南：说实话，我们当年是落后的。一个国家级的课题竟然觉得污水排进湖泊“自然净化”是个好办法，还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状态解决污水，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哪怕是小学生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在那时，研究人员缺乏先进的水处理知识，作为污染源的万人大厂认为这么做没有问题，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此一无所知。说起来，还是让人痛心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萌生了出国进修的想法，想看看国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治污的。可是那时候公派交流没有医学专业，只有环境工程和我所学的关系最密切，于是我就白天工作，晚上突击自学日语和工科专业课，最后考取了国家公派出国预备人员资格，被派往日本国立土木研究所和环境研究所，学习污泥处理和水环境生态工程。
上观新闻：到日本之后，您参与了很多水环境治理的项目，其中包括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的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示范研究项目。这些经历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根据您的观察，日本的社会环境对于这些环保治理项目持什么态度?
孔海南：环境治理与保护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城市里的很多河流，比如京都的鸭川河，也曾有20多年时间变成了黑臭河。但在日本十几年，我观察到，一旦意识到环境出了问题，他们治理的决心是相当大的。
有5年时间，我有幸跟着日本著名水污染治理专家须藤龙一参与了霞浦湖的治理项目，他们治理湖泊的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地域集结型共同研究事业”，意思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还有企业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成立财团，专门治理一个项目。那样做的优势在于计划规模非常大，各方发挥所长，一起商量，相互监督，办事很有效率。那时一边看，我心里就一边想：能把这个方法引进国内就好了。
上观新闻：您回到国内是在2000年，那时您已经在日本待了13年。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回国?
孔海南：真正促使我回国的，是1998年2月28日的一篇报道。
在日本时，中国大使馆每天都会给我寄报纸，那天看到头版头条写着“太湖水有望变清”，我挺高兴地看了下去。可读着读着，就发现不太对劲。文章中说，2000年实现太湖水变清，这把我吓了一跳。从湖泊生态学原理上讲，一个湖泊一旦富营养化污染了，至少需要20年到30年时间才能恢复。要用2年不到的时间让太湖水变清，这样的决策明显是缺乏科学常识的。
那段时期，我从国内关于水环境治理的报道中发现了不少学术概念混乱、治理方向有偏差的问题，眼看着大笔资金投进去都要“打水漂”，我就急了。国内急需好的技术和方法，政府也需要科研专家为决策出谋划策，在外面“给人打工”无济于事。于是我感到，是时候回国了。
他们怀疑：
“现实没有那么严重吧?”
了解孔海南在日求学经历的人都知道，他对认定的事情非常执着。
从研究所到学校有一千一百公里的距离，日本学生上学都用“飞”的，而孔海南坐蜗牛般的慢车。8次换乘，往返23个半小时，两年，每周如此。因为怕睡着误了换乘，路上他从不合眼，靠读书和翻译给自己提神。两年后，两本厚厚的专业字典被他翻译成了中文，而他自己却因为长期劳累体重从140斤掉到了112斤。
多年后，当孔海南接过国家水专项洱海项目的“指挥棒”时，他依然这般执着。为了让洱海重新水清岸绿，他用10年积累、5年实践、3年攻坚，关键的一年中，每年超过300天的时间扎在那里。
上观新闻：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性格温和，说话不急不缓，但您同时又是大家公认的“拼命三郎”。这么拼是为什么?
孔海南：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在我这里，不会觉得什么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总是愿意去尝试，做着做着也就坚持下来了。
很多重大项目背后的推动与立项过程其实都是很难的。比如说我刚回国的头几年，和其他专家一起给当时的中央领导汇报我国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当时，其他人作的报告内容都陆续在电视上播出，而我讲的“我国湖泊富营养化防治工作非朝夕能完成，需付出十多年努力”的观点受到了质疑，他们说，“现实没有那么严重吧?”
这份内容被电视台压了2年。但后来这段话一字不落地放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令我非常感动。我们科研人员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研究。
上观新闻：所以在洱海的项目中，在经费因为流程问题耽搁了的情况下，您宁可自己“破产”也要保证研究不会中断?
孔海南：是的。2006年，国家水专项和登月计划、大飞机制造计划等一起被列入了国务院“十一五”计划16个重大专项中。我们上海交大团队负责的洱海项目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责任重大。
由于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数目巨大，拨款程序又比较复杂，等我们拿到手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但团队在洱海建设研究基地和人员往返上海大理的费用就要200万，无奈之下，我只好先投上自己的个人存款和工资，再靠大家的“东拼西凑”才让项目顺利照计划进行。
上观新闻：洱海项目在国家水专项项目中最先在现场建立了研究基地，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孔海南：我一直说，我们在那里做项目为的是要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不是发表几篇论文就了事了。人要是不在现场，怎么了解实际情况?不在现场盯着装置和技术的应用，又怎么能准确判断、作出后续的反馈?基地建起来了，设备都到位了，团队才能踏踏实实地做研究。
上观新闻：您不但在洱海边待了很久，还要“见缝插针”地考察其他国家的做法、借鉴他们的经验。这给洱海的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
孔海南：虽然说水治理往往是“一湖一治”、“一河一策”，但很多治理方法都有相通之处。
比如说，之前我去了瑞士苏黎世湖的林特运河，那里被称作是“世界湖泊综合治理样板”，地理状态结构和洱海非常相像。他们的做法是让每个行政单位(比如镇、村)在河道外单独挖一条截污渠道，在入河口建立计量站，对排进来的污水的质和量进行检测，再收取相应的治污费。尽管利用经济手段缓解了污染，但最后清澈的河水与污染的渠道水同时流进了湖泊。
虽然说这是世界先进做法，但我们认为不能“照单全收”。所以，洱海项目中罗时江的示范工程，我们也挖了截污渠道，但加入了创新的做法，让收集的污水流到湿地进行串联式两级生态净化，水质及景观达标后，实现了示范入湖河道的“清水入湖”的目标。
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作斗争”
不久前，孔海南在交大致远学院对话青年学子，分享自己多年来求学、科研的经历。有位学生说，自己第一次听到孔海南的名字，是在高三毕业后去云南旅游的大巴上。当时，导游声情并茂地介绍了孔教授多年来对洱海治理的贡献，看着窗外蓝色的洱海，他便在心中记下了这位洱海“守护神”的名字。
作为一个曾经长年累月“泡”在洱海边的人，孔海南总是牵挂着那汪湖水和那片土地上的人。身为大理学院客座教授的他，时不时会去那里给当地的学生讲课，希望当地的年轻人能够早日成长为守护洱海的“大树”。
上观新闻：洱海项目持续到今天，您还是一直在带领团队开发、应用新技术，水环境治理复杂在什么地方，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
孔海南：环境一直在变，治理的方式就要跟着变化。那么多年待下来，我们发现洱海的治理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不管在哪个国家，一片水域的人口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它受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情况的直接影响。人口一旦超过了其环境的承载力，水不污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洱海治水，实际上是在和当地地域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情况“作斗争”。但是，治理洱海又不能只顾及“水清、岸洁、柳绿”，“民富”也同样重要。
对农户来说，种植大蒜、散养奶牛，经济收益高，但造成的污染也随之加剧。种大蒜要比过去种油菜污染大10倍，每散养一头奶牛更是相当于增加25个人的污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当地找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同步的道路，即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
上观新闻：所以说，除了科研攻关，您带领的团队还在当地做了其他的努力?
孔海南：在那里，我们不仅要做科学家，还要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如果你去那里的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不仅研究高原湖泊污染控制，还研究民族医药、高原农业、新能源汽车和白族文化等等，内容相当丰富。
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了将牛粪转化为有经济效益的配方肥的方案，让原本是污染源的牛粪变成农民种大蒜、烟草、蔬菜用的肥料，立马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观新闻：洱海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大批游客的到来又会给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
孔海南：2012年时洱海的水质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没想到春晚的一首歌把大理给唱红了，一时间，大理又迎来了更大的旅游浪潮。原先的治理成果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问题就来了。
我每隔几年都会拍一些大理的照片，观察到那里的变化非常明显。在游客聚集的双廊镇，客栈不断向湖滨带推进，严重影响了洱海的净化功能，不规范的排污管道甚至直接就悬在湖面上。
上观新闻：今年，大理州政府全面启动“七大行动”，包括关停洱海边数千家餐饮客栈，您对此怎么看?接下来，洱海治理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孔海南：“七大行动”是紧急抢救措施，不得已的临时措施。目前，我们交大的团队正在当地参与修建6座大型环湖污水处理厂，预计今年年底工程完工，餐饮客栈的封条也将贴到那个时候。
其实，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洱海，技术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整体的治理。过去，由于地方财政有限，通过环湖截污的方式做到洱海治污全覆盖十分困难，而我们现在帮助大理引入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让政府在洱海的保护和治理上不再是“有想法，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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