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水环境治理：重塑河清海晏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果香绕湖飞……”
一曲脍炙人口的《太湖美》道尽了江南鱼米之乡的美丽富饶。然而，十年之前的春夏之交，太湖蓝藻大爆发，引发了一场当地饮用水危机。痛定思痛，经过十年的不懈治理，一个人水和谐的太湖流域才逐渐回到人们的身边。
太湖流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最发达的地区，太湖之痛是我国旧有发展模式对水环境造成伤害的典型缩影。由于工农业废水的肆意排放，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7大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万里海岸线上赤潮年年造访，浅层地下水污染则更为严重，时刻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水环境治理和水安全保障已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而艰巨的课题之一。
太湖蓝藻事件加速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进程。水患发生当年，2007年12月，“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开始正式实施，一大批管理技术、治污技术、修复技术应运而生。“十年磨一剑”，中国大规模污水处理从无到有，已建成约5000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已和美国相当，整体污水处理技术和能力达国际一流水平。
目前，我国已经确立水环境全流域管理的模式，主要流域水质逐步稳中向好，但部分湖泊和地下水水质仍然堪忧，水污染从单一污染向复合型污染转变态势加剧。污染容易修复难，水环境治理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多部门配合的大投资、长周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稳扎稳打，不能急功近利，道路漫漫但光明就在前方。
中国水环境治理的“百科全书”
如同雾霾之于大气环境，对于当今世界的水环境，可以说是谈藻色变，蓝藻已经成为水体污染的代名词。有害藻类造成的海水赤潮、河湖水华，都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早在上世纪90年代，蓝藻问题就在我国多地频发，而发生在2007年春夏之交的太湖蓝藻事件则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公众视野。太湖流域历来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单位面积排放的污染物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正是因为长年累月大量污染物进入太湖，富营养化环境愈演愈烈，才引起蓝藻大暴发，污染了饮用水源，引发了供水危机，损失巨大引起全国关注。
太湖水危机之后，铁腕治污的大幕开启，十年来的太湖流域治理历程，所实施的方案和措施堪称当今中国水环境治理的“百科全书”。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的防治资金超过千亿元，新建各种污水处理管网24500公里，相当于绕太湖56圈。
太湖流域治理也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并在全国推广：出台了最严的地方法规和排放标准;第一个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第一批国家绿色保险试点;率先在地方法规里确立“环保优先”原则;率先建立省市县三级流域管理机构;开创影响深远的“河长制”;第一次在全流域应用推广PPP模式;第一批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第一个尝试公众参与圆桌会议模式;在流域交界断面引入生态补偿理念;提高全流域污水处理费，让运营单位不再亏损，调动治理污染积极性……
治理十年，太湖水质由Ⅴ类改善为Ⅳ类，富营养化程度从中度改善为轻度，15条主要入湖河流连续5年消除Ⅴ类和劣Ⅴ类。全流域水质持续改善、生态持续好转，连续十年安全度夏，实现了“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的治理目标。
十年科学治理路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出台十年来，我国实施了控源减排、减负修复、综合调控“三步走”战略;设置了湖泊富营养化控制、河流水环境整治、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饮用水安全保障、监控预警、环境战略与政策研究六个主题;将冶金、化工、制药、轻工和纺织这五大行业作为治理重点。
过去的十年里，我国围绕辽河、海河、淮河、太湖、滇池、巢湖等重点流域开展科技攻关和工程示范，城市污水处理深度脱氮除磷等1000余项关键技术实现了突破，研发用于水质净化的大型臭氧发生器、用于污水过滤处理的超滤膜组件膜材料等关键材料和设备，形成流域水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并实现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
近五年来，基于重点技术的突破，500余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满足一级A排放标准，太湖、巢湖等曾经污染严重的流域消除劣五类水体，洱海流域水质稳定保持在Ⅱ—Ⅲ类，淮河干流水质明显好转，辽河流域干流全面达到IV类水，珠江流域水质在全国主要流域中稳居前列，2017年地级以上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100%稳定达标……
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短缺的大国，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有300多个缺水，两亿多人用水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地下水资源仅占水资源总量的31%，却要维持全国近70%的人口饮用和40%的农田灌溉。而且地下水受土壤污染影响巨大，所以地下水污染一直是水环境治理的重点难点。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吴静介绍，我国地下水污染源点多面广，加油站、工业污染源地下水污染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甘肃兰州地下水苯污染、河北沧州“红豆水”事件、河南禹州市加油站周边井水石油类污染、腾格里沙漠地下水污染等事件频发，治理情况不容乐观，我国坚持防治结合开展地下水保护与治理，遏制地下水污染恶化趋势。目前，我国已经实施30多个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治理工程，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湖南、山东、青海等地，涉及化工、农药、焦化厂、重金属等污染场地的地下水修复。按照《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的要求，我国在十年间将总共投放346.6亿元用于地下水治污。
“十三五”期间，我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的战略布局是“231”，总投资达数万亿元。其中“2”指聚焦在京津冀、太湖流域进行综合示范，“3”指流域水污染治理、流域水环境管理、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1”是指在辽河、巢湖等进行“一河一湖一策”的应用等。
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地下水沉降和自净能力减弱等水生态退化最为典型的京津冀地区，将根据“山水林田湖”思想，通过建立“永定河上游-北运河”与“白洋淀-大清河”两条流域生态廊道，围绕上游生态涵养，中游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环境质量提升和白洋淀水污染控制，下游天津海绵城市建设、入海河流水质深度净化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多水源供水格局下的水质安全保障等，开展综合调控示范，创新管理模式。
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努力
十八大以来，有关水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文件接连出台。
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颁布，昭示着水环境治理是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最主要的核心战役之一。2016年6月，推行8年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大规模修订，加强了水污染防治管控，明确地方政府责任，对工业排污监管更严格。2016年12月，《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正式印发，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将河湖管理保护视为一个整体。2017年11月，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基础上，实施湖长制。江河湖海都配备了污染防治责任人，环境治理直接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挂钩。
“由于我国此前‘九龙治水’，对于水环境治理没有明确责任主体，没有明确责任边界，而且缺乏相应评价、监督、管理和维护，导致水污染问题愈演愈烈，‘河长制’和‘湖长制’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创新，使‘部门制’变为‘首长制’，破解了流域保护机制体制难题，有力保障地方政府真正落实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
李佐军特别指出，相对于重污染流域的治理，良好水域保护更经济更有效。毋庸置疑，水体污染后的治理费用强度要远远大于污染前保护的费用强度，如不注重对优良水质的保护，一些水质尚好的流域就可能重蹈太湖覆辙，治理资金还会成倍增加。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统计，近15年来，国家对重污染流域(如太湖、巢湖、滇池)治理平均每处规划投资433亿元，才消灭劣V类水质;而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专项”支持的77个水质较好湖泊流域(如太平湖、邛海、官厅水库、洱海)平均每处规划投资仅13亿元，且水质好于Ⅲ类。未来要实现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要着重加大对水质良好水域的保护力度，处理好保护与治理的关系，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目前水质尚好流域持续给予倾斜资金支持;不断拓宽投资渠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可喜的是，今年的地方两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各地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和目标任务：江苏进一步落实生态河湖行动计划，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推进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和近岸海域污染治理，完成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加快治理城市黑臭水体。
海南表示要确保64个城镇内河湖污染水体治理全部达标，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率不低于95%。云南加强重点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积极参与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推进洱海抢救性保护行动，强化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广西持续实施九洲江、南流江、下雷河流域治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四川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加大沱江、岷江等主要河流和24个严重污染的小流域整治力度……
“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各地的积极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的近期目标，以及到203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得到清除的目标都能够确保实现。”李佐军对中国水环境的未来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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