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重金属污染威胁4000万人饮用水安全
湘江告急！
1966年，湘江检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1978年，湘江已成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1990年代之后，湘江水质呈恶化趋势，工业污染导致的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采选、冶炼、化工等企业多分布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由此而来。相当长时期内，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第一位，砷、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流域内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
污染背后，既有历史包袱沉重、粗放式经营、科学技术落后等客观原因，也有长期以来高污染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躲猫猫”似的拉锯战。
湘江已不堪重负。
值得庆幸的是，湘江污染治理已迎来转机——国家正考虑把湘江列为国家的又一个重点治理流域，湘江流域综合整治有望纳入国家大江大河治理范围。今后，湖南将在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改革、污染责任险等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方面获得全国率先试点权。
除政策支持外，更有庞大的资金支持：到2010年将投入700亿元治理湘江水污染，到2015年将投入3000亿元用于湘江流域综合整治。
在此之前，国家环境保护的重点治理区域(流域)仅限于“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以及后来追加的“一江”(松花江)、“一库”(三峡水库)。
作为长江众多支流中的一条，湘江为何能引起中央决策层高度关注并有望纳入国家的又一个重点治理流域？
带着疑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同湖南省环保局官员，对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四个重点区域——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霞湾港、湘潭竹埠港，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采访，全面了解湘江污染现状、探寻污染成因和治理现状，并亲身感受和记录这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三十六湾治污进入“阵痛期”
临武人说：湖南有“三治”需谈到三十六湾矿区，治污、治矿、治黑。
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的三十六湾，矿产资源丰富，是湘江的二级支流甘溪河(下游称“陶家河”)的源头。多年来，三十六湾矿产资源因掠夺式开采，不仅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也给陶家河流域带来了严重污染，当地政府曾数度整治，“矿乱”数度死灰复燃。
围困陶家河
陶家河在上游临武县境内称之为甘溪河，发源于该县的三十六湾矿区一带，经嘉禾到桂阳注入耒水，是湘江的二级支流。
地处南岭多金属成矿地带的三十六湾，铅、锌、锡、煤等矿产资源丰富。当地史载，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即有人在此采矿。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的十多年里，三十六湾处于掠夺式开采阶段，有10万大军蚁聚于这块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着猖獗而诡异的财富故事(详见2007年7月本刊发表的《湖南郴州矿业乱象调查 》)。
陶家河重金属污染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至今，嘉禾、桂阳、北湖区等地村民的上访就没有停止过。村民上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河道淤结，河床抬高；水土流失，存在行洪安全隐患；生态遭到破坏，田地不能耕种；水质严重污染，数万人饮用水出现困难。
“以前过河要撑船，现在挽起裤脚就能走过去，在一些乡镇，拖拉机都能(在河上)跑！”在嘉禾县龙潭镇上宅村，村委会主任胡忠指着面前的陶家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湖南省环保局污管处副处长汤宏说，陶家河流域污染，主要是锌、铅、锡、砷、镉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因三十六湾矿区产生的尾砂、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排河流造成污染，而随意堆放的废石、废砂、废渣经山洪冲刷流入河道，加剧了污染程度。
民生问题由此引发。饮用水问题、灌溉问题、河道治理问题、耕地改良问题、生命财产安全问题、补偿与劳保问题等接踵而至，陶家河流域的百姓苦不堪言，他们禁不住问：整治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三十六湾这一恶性“肿瘤”何时才能根治？
整肃郴州官场系列贪腐案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重金属污染湘江 威胁4000万人饮水安全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不断加剧，湘江重金属污染正一步一步地威胁着流域附近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以及生产安全。据专家介绍，污染原因多为历史欠账多、粗放式发展、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加剧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出现“质”变不过半个世纪。
1957年，湖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对湘江进行监测，报告显示水质总体良好。但到1966年，湘江中便监测出了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
1971年，湘江流域已出现部分江段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现象。同年11月，湘江边的衡阳发生了中国环境史上第一次因江河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出现的居民饮用水供应被迫停止数天的事件。1978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分析指出，湘江已成为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同中国绝大部份城市和地区一样，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规划滞后、科技滞后、管理滞后、观念滞后等问题，导致湘江重金属污染状况不断加剧。”湖南省环保局局长蒋益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根据湖南省环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2000年之后，湘江污染呈现新的特征。资料显示，“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在“长株潭城市群”中，以万元产值排水量为例，湘潭、株洲2个城市的万元产值排水量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前5位，仅低于四川泸州、广西南宁；按现行饮用水源评价标准，湘潭几乎全年不能达标；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目前，长沙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污水处理率最低的城市，湘江流域还没有一个县城建有污水处理厂
污染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
重金属污染成因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湘江的水不能喝。”1966年出生的唐明成告诉记者，他两年前回到老家衡阳任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下称“水口山集团”)董事长，一是为推进企业的资产重组，二是为推进企业的环保建设。
位于湘江河畔的水口山集团，有着113年的历史，正是这家赫赫有名的企业，由于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粗放式发展，成为了湘江重金属污染历史欠账的“大户”。在生产高峰期，企业二氧化硫年排放达到2万吨以上，年产生工业废渣15万吨以上，日排放工业废水4000吨以上，重金属污染主要为铅、砷、锌、铍等。
“粗放式发展、历史欠账多只是一方面。”陪同记者采访的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王会龙分析，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原因，还与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等方面有关。
从株洲湘江大桥望去，位于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烟囱林立，天地灰蒙蒙一片。“这里原有二十三口(清水)塘，如今只剩一口清水塘。”在霞湾港通往湘江的总排污口，王会龙指着外流的废水说，“水的颜色还不稳定，色度本身就是一项指标，中盐株化集团一个正在施工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排液污染物有几十种，牵涉多种工艺技改流程，而每个流程又需要资金支撑。”
在湘潭电化集团毗邻湘江不足百米的后山上，零乱堆放着约50亩电解锰渣和各种生活垃圾。湖南省环保局污管处副处长汤宏说：“企业固体废物储存不规范，遇上下雨天气，电解锰渣就渗透到了湘江。湘潭电化曾尝试对这些渣土进行制砖，但强度不够，需要技术突破。”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了有相当部分企业因环保意识不够，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手续，执行环保“三同时”( 对环境有影响的基建等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困难，偷排、漏排现象时有发生。就在今年3月，湖南省环保局在“长江环保执法行动”中对长沙、株洲、湘潭等5个市300家企业进行督查，发现有偷排行为的企业有17家，环保设备部分停运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偷排、漏排现象严重。
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也加大了湘江治污难度。2006年1月，株洲水利公司对霞湾港清淤导流，结果使大量含镉废水排入湘江，造成了“镉污染事件”，导致长沙、株洲、湘潭水质出现不同程度污染。
边污染边治理？
湘江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家鱼产卵场区之一，随着水环境重金属污染加剧，湘江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渔业产量目前不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3，回游性和半回游性鱼类几近灭绝，在株洲霞湾港区，常年采集不到任何水生底栖生物。
2006年，株洲天元区新马村超过150位村民在体检中被查出慢性镉中毒，湖南相关调查组的结论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区域土壤中含镉本底值高、区域内工业污染源的排入、农业生产中施用高镉化肥等多种原因形成，该区域耕地土壤已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不宜食用，叶类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超标，应限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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