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正在升温的“反烧浪潮”?
公众:反焚烧源于恐惧
反焚烧已经由单纯地反对选址演化为反对焚烧路线，但由于关键元素“二恶英”无法在线监测，使得焚烧项目推动者和反对者形成胶着状态
拟建的垃圾焚烧项目往往在完成立项或者刚开始立项时就遭到周边群众的抵制，而已建成且运行多年的垃圾焚烧项目，也被“反烧风”波及，卷入“危害公众安全”的漩涡。“反烧风”何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席卷很多城市？其内在力量源泉和外在诱因究竟是什么？其间的各种矛盾最终指向了什么？本报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和采访。
争取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前提下，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反对在居住地周边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是反对焚烧项目建设的主要驱动力量。
记者去年在南京调查江北焚烧项目争议时，周边持反对态度的居民最为直观的目的就是“为保护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和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拟建)、武汉市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拟建)、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建)等项目周边居民一样，他们希望政府重新考虑选址，在居民相对较少的区域重新规划建设。
而去年底广东番禺的反焚烧者更将这一诉求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由反对番禺项目落户本地区进而反对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且联合了已建的李坑垃圾焚烧项目、拟建的花都垃圾焚烧项目等项目所在地区的居民共同抵制垃圾焚烧。番禺将“反烧风”推向新的阶段，其行动的成功也使得北京、南京等“反烧”的群众充满希望，全国性的“反烧”氛围已基本形成，也越来越接近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反焚烧浪潮。
反焚烧源自于对二恶英的恐惧。在拟建垃圾焚烧项目的地方，反建居民最有力的反对依据是“二恶英”；而提起垃圾焚烧，大多数公众直观反应也是“二恶英”。记者曾采访了全球著名的检测仪器生产商Waters ，其负责人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二恶英无法实现在线监测。
最近，有关李坑垃圾焚烧场周边居民癌症发病率的调查，结果显示，垃圾焚烧场建成之后，附近居民癌症发病率有明显上升。在去年年底中国固废网举办的固废高级论坛上，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提出这一调查结果，并要求李坑垃圾焚烧场的运营商威立雅环境集团技术总监张进锋作出解释，张进锋表示，他没有掌握相关数据，在没有病理分析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做出回答。
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数据支持，焚烧处理企业确实无法令公众放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反对者以二恶英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理由也欠充足。
垃圾焚烧场是否是癌症发病率提高的罪魁祸首？
对此，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说，“从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来看，二者毫不相关”。他解释说，即便是对二恶英进行过多年深入研究的国际反焚烧组织也未将垃圾焚烧与焚烧场附近居民的癌症发病率联系起来。烟囱的高度和风向决定烟尘飘落的位置，即便真的有影响，受影响的也不会是离焚烧场最近的区域。
徐海云认为，政府应该对此做深入调查，通过病理分析得出科学结论。如果二者真的有关联，就不仅仅是选址的问题，而是“焚烧项目根本就不能建设”，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二者没有联系，那么“垃圾焚烧项目会导致周边居民癌症发病率升高”的说法就是对垃圾焚烧项目的诽谤。
责任方:应检讨监管和运行
抛开无法拿数据说话的二恶英，部分运行中的焚烧项目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成为反焚烧的有力论据
通过对各地焚烧项目的实地调查，徐海云指出，目前已运行的部分垃圾焚烧项目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运行监管缺位等因素，造成了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导致公众对焚烧项目的不满和抵制。
据报道，深圳龙岗平湖垃圾发电厂有两个烟囱经常在夜间不定时地直接排放浓烟，烟尘和臭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当初这个项目的建设方向当地居民承诺 “用比澳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建设平湖发电厂”，而正是澳门“无臭、环保的发电厂打动了前往考察的居民代表”。深圳市相关部门在此发电厂建成之初承诺过，每季度会向社区下发关于发电厂的环保测试评估，可是到现在为止，附近的辅城坳社区并未接收到任何一份环保报告。
同样，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也一度因为臭味问题反对其二期项目建设。非但已建成的焚烧项目因为未能履行当初环保承诺而造成公众对焚烧的不信任，运行中的填埋项目臭味扰民问题也是公众反对焚烧的间接原因之一。
记者在调查南京江北垃圾焚烧项目争端时，当地居民明确表示，对于延续多年的填埋臭味问题尚不能解决，怎么相信焚烧项目能够达到所承诺的环保标准？
所有这些问题都剑指监管。而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反焚烧群众，都已将前期分类不足、监管不严等问题列入反对理由。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分析说，对于焚烧项目，如果政府垃圾处理补贴费不到位或监管不严格，虽有现代化的烟气处理成套技术和设备，但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不按要求操作，可能会出现烟气不达标排放的情况。
这是垃圾处理项目在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目前在项目招标过程中，低价竞标现象越演越烈，其结果就是牺牲环境。徐文龙建议，政府在BOT招标过程中，应该建立合理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评标原则。此外，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垃圾处理项目的责任主体仍然是政府而非企业，应该从前期建设到后期的运营进行全程监管，建立起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将项目交给企业了事。
据徐文龙透露，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相关标准，有望通过建立第三方监管等多种模式，实施垃圾处理设施全过程监管。
媒体:更应科学严谨
面对较为敏感和专业性较强的社会话题，媒体更应该科学严谨地报道，而不应该随意引用未经核实的数据和信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表述将误导公众，同时也损害自身的权威性
二恶英，这些被称为世纪之毒、被定性为一级致癌物的化合物群体在短短数年之间迅速成名，同时也与垃圾焚烧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媒体的关注和宣扬不可分离。面对垃圾围城和焚烧项目带来的争议，全国媒体又开始了新的飨宴。
然而，对于相对专业和科学性较强的领域，综合性媒体的报道是否符合科学事实？权威媒体在专业领域内是否仍然“权威”？
不合事实的报道对受众不负责
去年9月3日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称“中国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们的生活圈不断逼近”。而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对1980～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的统计，年均增长率为5.9％。徐海云分析说，生活垃圾增长，一方面表现为消费品的增加，如包装物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减少，如家庭蜂窝煤用量的减少等。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生活垃圾量的变化。
其报道中说，“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但全球城市生活垃圾量2006年预计20.02亿吨。徐海云给记者列举几个国家的生活垃圾量:2006年，美国生活垃圾量2.31亿吨(来源:美国环保局)，日本为5204万吨(来源:日本环境部)，德国为4640万吨(来源:德国环境部)，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49亿吨，中国城乡的生活垃圾总量预计3亿吨……仅这些就已经超过4.9亿吨。
此外，关于报道中所说的“日本仍然是二恶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恶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美国环境保护署某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等说法，徐海云表示，“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有何依据”。德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就一直在增长；(图1)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在下降，但连续运行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能力都是在不断增加。(图2,图3) 美国近10多年的确没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但美国生活垃圾年焚烧量一直稳定在3000万～3300万吨，仅次于日本(来源:美国环保局)。
 图1 1965~2007年德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发展状况 |
 图2 1975~2006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变化 |
 图3 1975~2006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变化 |
对于二恶英排放量，根据日本环境部公报，2004年日本生活垃圾焚烧量约为4000万吨，烟气中二恶英排放总量64g，比1997年的1506克下降了98％。根据美国环境署(E P A )统计，美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恶英年排放当量从1987年的1000g下降到2002年的12g，而相应的露天焚烧庭院垃圾所排放的二恶英当量总计要超过600g。徐海云认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的数据没有统计和研究支持，“基本上是无稽之谈”。
记者调查发现，央视的这个报道引起了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纷纷猜疑，也使对专业知识本就匮乏的普通民众更将垃圾焚烧当作洪水猛兽，同时也将部分所谓“主烧派”专家推到了风口浪尖。
模糊报道有违客观事实，误导公众
被媒体和公众认为是“主烧派”的徐海云表示，他没有说过自己是“主烧派”，而是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处理生活垃圾，比如在内蒙古等地广人稀的地区，他就主张填埋而不是焚烧，焚烧只是部分大城市面对垃圾围城不得已的选择。——显然，“主烧派”和“反烧派”是一种创造。
之后，《南方周末》通过对部分垃圾焚烧专家学术历程的深入调查分析，做了《专家、说客还是商人？》的报道。然而，其中却出现了不该有的事实错误。
文章说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的学生，然而，事实情况是，聂永丰的学生徐海云并不是城建院的徐海云，二者只是重名而已。记者就此分别采访徐海云和聂永丰时，二人均表示，从未有人向他们核实身份。
此外，文章中分析的聂永丰申请的焚烧炉专利问题也有误导嫌疑。聂永丰的专利是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目前主要用于医疗垃圾处理，并且聂永丰早已将此技术专利转让给他人，不再是此专利的拥有人。文中还说，“细心的网民们还发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里，收入的聂永丰教授的专利发明就达到了25 项，绝大部分都与垃圾焚烧有关”，而实际上，聂永丰所持有的专利有27项，涉及到生活垃圾、污泥、餐厨垃圾、有机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的填埋、焚烧、堆肥和污染场地治理等各种技术，其中仅一项是关于焚烧炉的，另两项是关于垃圾焚烧飞灰处置的，即便也算是与焚烧相关，也只是他持有专利总数的1/9。
而其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也值得商榷。本报记者参加了某网所做的固废论坛，并调查了主办方和参会的多家企业，未发现所谓“利益集团”。与会企业中有主营填埋业务的，如合家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环卫集团等，有研究堆肥技术的，比如普拉克环保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美商国际等；与会专家中除了与焚烧相关的之外，也有王伟(清华大学教授)、史骏(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项目中心副主任)等研究其他垃圾处理技术的，以及赵章元等反对垃圾焚烧技术的学者。
媒体的引导对公众影响巨大，面对垃圾处理这个专业和严谨的话题，权威媒体尚且如此，罔论其他。近日关于李坑垃圾焚烧厂锅炉爆炸，网络上有“焚烧厂发生爆炸，惊现蘑菇云”等耸人听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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