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七论”水改
11月30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1月19日，水利部主持召开“第四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
今年以来，四川、天津、海南等地先后将城镇自来水公司划归水利局改组而来的水务局管辖。这种一体化改革，意在解决水源和城市供水之间的矛盾协调问题，但自来水管网建设和城镇道路、市政等之间矛盾仍待解决，不同部门间职责界限亦待清晰界定。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上述住建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她直指中国水务体制改革不应“由供到需”去改，而应该“由需到供”去改。例如，供水水源向下游用水端延伸的改革。这种改革方法可能忽视节约用水和水循环利用的潜力，盲目扩大用水量。进而将大量中央投资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上，但是却会带来水资源利用低效率。
“水务局”改法
大部制改革中，中央授权地方政府自行选择水务体制改革。
今年以来，“水务局”体制改革备受关注。11月28日，石家庄水务局挂牌成立。以石家庄市新成立的水务局职能为例，其将防洪、供水、节水、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等涉水事务，由多个部门管理划归一个部门管理。
四川省此前也实现了水务局统管的水务一体化改革。四川水协一位负责人说，水务局改革体制希望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但是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农村距离长，管网投资高；二是农村和城市统筹后，农村无法负担高水价，由城市来均摊其成本；三是农村水质和城市水质要求不同，也会增加农村居民负担。
上述四川水协负责人表示，当前很多省份都是从省级层面直接改革，成立了水务厅。将来中央和地方对接是一个问题。他建议从县市层面先尝试水务一体化改革，而不是全国一个模式。
投资拉动效应
北京国融大通财务咨询公司总经理李智慧认为，以水利部门为主体组成的水务局一体化管辖体制，将在越来越多的省份被复制。
但是，一位地方水协常务副秘书长透露，很多地方政府选择地方水务体制改革模式的动因，主要看哪个部委给钱多。水利工程具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而每年中央安排水利方面的投资，都比用于城镇供排水管网建设等方面投资多。
2009年中央扩大内需投资对水利方面投资达到680亿元，占中央扩大内需投资总额3800亿元的17.9%。据此可拉动各类投资3000亿元。
在住建部上述水务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发表了讲话。
对于中央部委的投资支持问题，吴晓青的讲话耐人寻味：今年扩大内需开始，中央投资已经很看重城市供排水投资和水污染治理。未来两三年，中央将投资超过900亿用于污水处理、管网建设、污泥处理。其中在去年第四季度追加的1000亿的投资中，对饮用水安全方面的投资将保障在60亿。
工程院院士的声音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上述住建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钱正英说，当前用水管理上就存在七大误区：第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量会急剧增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循环经济应该占据主导，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由最初的需水快速增长转变为微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的需水量也慢慢的步入微增长的阶段，现在应该由微增长向零增长过渡。
第二，发展工业必然大量增加用水，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工业需水不同于农业需水，工业上主要用于冷却、锅炉用水，需水量较小，最主要的是加大处理污染，提高重复利用率。
钱正英举例说，美国1965年有过关于工业用水方面的两次调查统计，第一次调查工业日平均需水量13.210亿立方米，取水量为3.028亿立方米，第二次调查工业日平均需水量12.714亿立方米，取水量却仅为0.744亿立方米，重复利用率由54.3%提高至94.1%，重复利用率的提高对控制工业水污染十分重要。
第三，节水与防污不相关，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钱正英强调，在资金投入方面，污水处理资金是要远远高于供水资金的，但是在中国目前是正好相反的。大力节水才是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
第四，快速的城市化将大大的增加城市用水，钱正英说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城市化用水问题应该由污水的再利用来解决，而不是更多的供水来支撑。哈工大教授张杰支持此一论点，“在城市用水中，只有30%是与人体直接接触的，而另外70%都可以通过对污水的处理和再利用来解决。”
另外还有农业节水仅仅是节水灌溉、保护生态就是绿化、水资源配置要满足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等三个方面的误区。这些误区无疑导致了目前中国需水预测过高，水资源过度开发。而污水处理不力，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不高，更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危机。
“我认为，现在水质污染（水质恶化、湿地退化等）和过度开发导致的水环境全面恶化，已经成为中国水利的最大问题。”钱正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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