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腐败窝案频发 他们这些捞钱术并不新鲜
1月23日，安徽省检察院举行案件通报会，通报称，2013年安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反贪案件1233件1575人，其中环保领域大案窝案共查办133人，包括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20人、区县环保局“一把手”局长8人。
近年来，环保领域腐败窝案并非孤例，去年1月，江苏南通环保窝案中，有30多人落马。去年4月，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被指控索贿，多地官员与企业均涉案，此外2008年来，浙江、广东等地的环保系统，也是腐败窝案频发。
环保系统“捞钱”的方法有哪些？监管存在哪些缺位？去年环保部长周生贤说环保部是世界上四大尴尬部门之一，也有环保部官员抱怨说环保部门的权力较小，那么权力小的各级环保部门，为何又频发腐败窝案？
综合新华社《法制日报》报道
手段一
利用环保财政资金审核权，收受申报企业贿赂
【描述】治污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为了争取到资金，企业一边“跑项目”，一边向环保系统官员行贿，后者帮助企业或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虚假信息、编造虚假资料违规申请。
【案例】官员伙同企业向其他官员行贿
安徽去年11月份审理的安徽蒙城县环保局原副局长赵瑞受贿案，就是一起收受企业贿赂，帮助企业违规申请环保财政资金的典型案例。
在安徽，地方治污企业可获得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企业大多采取“跑项目”，并向赵瑞行贿的方法，来争取资金。
“安徽省105个县区中,很多都为申报项目送过礼。”与赵瑞案有关的安徽省环保厅规划财务处原副处长汪某对办案人员说。由于收了“礼”，这些环保部门人员便放弃审核职能，甚至与企业老板一起到省环保厅行贿，“跑成”项目。赵瑞就带领部分企业到省环保厅找有关负责审核人员做工作，向规划财务处有关人员行贿7万余元。蒙城县金水纸品厂通过融资公司出具了一张虚假的资金证明，所有申报材料全部由县环保局人员完成。顾某向赵瑞行贿了3万元、向省环保厅相关人员行贿两万元后，环保部门相关人员放弃审核职责，批复项目资金100万元。
最终，总共有19家向赵瑞行贿的企业，均得到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的环保财政资金的支持。而赵瑞受贿所得只有12万元。
赵瑞案并非孤例，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11年到2012年期间，在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节能环保类审计项目中，共有348个项目单位挤占挪用、虚报冒领资金16.17亿元。
手段二
检查时以停产整顿相威胁，向企业索贿
【描述】对可能涉污的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以停产整顿为借口，向企业负责人晓以利害，暗示“送钱”则可以避免损失，企业答应环保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换来继续违规排污的权利。
【案例】“盯死厂长，就会送钱”，“不拿钱就整死企业”去年的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受贿案，就是一次环保检查引发的。该受贿案，牵涉到环保系统、地方政府多名官员和企业。
该案一审时，检方指控，李学智利用其环境督查检查的职务便利，于2011年1月间，在河南省新乡市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核查的过程中，先后从该公司董事长宋某处收受或索要现金，共计190万元及价值3.4万余元的三星手机5部。据新亚纸业负责人宋某说，李学智曾嫌钱少，提出再要300万元的要求。该企业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李学智提出要给300万这是任务，必须完成，如不再拿出300万就整死企业，并说明这钱是领导要的。”一审最终认定李学智索贿金额与事实有差距，但索贿行为确凿无疑。
去年12月份，广东清远环保局局长陈柏和精彩地诠释了李学智的类似行为。他与人谈如何利用手中职权来敲诈勒索辖区企业的对话被录了下来，他说他“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而且整间厂倒闭，在别人看来都是合理的”，而且“有的厂值一亿几千万，我们无非要他一百几十万，或者要二百万。如果他揭穿我，我要他整间厂都倒闭”“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找一两间厂，到了那里打麻将，就可以盯死那些厂长，他们就会乖乖送钱给我了”。今年1月份，陈柏和已被免职。
手段三
利用职务便利收下级环保官员的钱
【描述】检查涉污企业时，收受下级环保部门的礼品，提拔官员，收取被提拔对象的“感谢费”。
【案例】检查对考核有一票否决权，不敢得罪
李学智受贿案中，检方指控，2011年1月，李学智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过程中，以处罚整顿为借口，先后向当地环保部门索要人民币共计2万元及茶具、纪念币等物品，价值1.2万余元。
检方还指控，2011年1月，李学智在河南省安阳市和新乡市进行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过程中，伙同其妹夫刘某先后向当地环保部门索要16万余元。
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河南省安阳市环保局有关领导私下与李学智沟通，“想给检查组的同志们送一点安阳当地的土特产”，但李学智的答复是，这些东西带着不方便，可以送化妆品。
安阳市环保局有关领导认可李学智提出的购买化妆品要求，是“想拉近一下和检查组的关系”，“我不敢得罪他”，“这次总量核查是一次很重要的检查，如果出现问题，会影响到对政府全年工作的评价，它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市里特别重视，害怕出事……我就问他需要多少钱。”李学智表示，总共需要47000元。但是，这远远超出了环保局的预算，作为解围，当地一家企业及时为化妆品“买单”。
此外，李学智在担任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处长期间，还在对刘某考察调动的工作过程中，先后从刘某处收受或索要现金共计18.6万元。
而在2008年，浙江温州市环保局原局长叶钢炼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3.28万元、港币8000元、美元1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半数都来源于其曾经的下属为了被提拔而表示“感谢”。
[观点]
环保部门不妨把职能分给一些社会中介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曾在环保局工作长达17年。在她看来，2008年，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后，审批权加大了，很多领域和环节都需要审批，甚至是前置审批。从大的方面来说，环境行政审批权、环境行政评审权、环境执法权、环保资金（项目）分配权、物资（设备）采购权、干部人事权，被称为环保系统的“六项大权”。
最近这些年，区域限批、流域限批、总量控制、环保年审等，在强化治理的同时，也拥有了卡住企业发展的权限，这样“不让上项目，企业就去想办法了，权力寻租因此发生”。
升格为环保部后，国家也修改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在内的很多法律，其中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力度，特别是处罚金额的弹性很大，自由裁量权很大，而企业常和环保部门打交道，处罚上可能就低不就高，其间也易引发腐败。因此，分析环保系统贪腐的不断恶化，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一是环境问题日趋成为当下突出的社会问题，国家赋予环保部门的权力逐渐加大。权力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成了腐败的“通行证”。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潜在的权力找到了利益输送的机会。比如以前一个农业县，即使环保部门有权力，但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有权也无处使。现在，随着工业发展，潜在的环保权力找到了寻租机会，所以贪腐问题也随之凸显。
黄细花建议将一些职能转给社会中介来做，环保部门适当地把权力分出去，不仅解放了自己，也有利于权力的规范运作。但现实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愿意放权”。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很多环评监测机构，至今都还是环保部门的下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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