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风 不靠停产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靠什么?
京津冀，中国雾霾的重灾区，同时也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
“蓝天白云”何时才能不成为“奢侈品”?靠风?靠突击停产?
还能有更靠谱的法儿吗?生活在这个地区的1亿多人都在问。
今年以来，京津冀空气质量有所改观。好转的背后是协同联动的大气治理工作的全面深入。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人们有了越来越清醒的共识：治理大气不能只靠战役式突击。同时，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战争已经打响。
“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地找”：大气污染因素该怎么排除
“今天天真蓝”，“今天雾霾又重了”……生活在这片20万多平方公里上的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以这些话彼此寒暄，也理解了学生时代英语课文中，半个世纪前的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谈论天气。
48岁的周潮洪是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她说，20多年前对北方冬天的喜爱现在已经荡然无存。“1992年我从南方刚到天津的时候，感觉这里的冬天天天都是大晴天，出来骑自行车虽然有点冷但是心情很舒畅。但现在雾霾天实在是太多，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总感觉嗓子很紧。”
周潮洪的许多同事本来也像她一样喜欢骑车上班，但都因为雾霾天改成开车，“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加重了污染，恶性循环，但是没有办法啊”。
“病去如抽丝”，治霾更是如此。
2015年1至4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地级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0%，这是日前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第四次会议透露出的数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会上说：“‘大气十条’出台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有效运行，重点治理任务有所突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落实体系基本形成，环境监管执法手段更加有力……”他给出的总体评价是“工作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为了治理大气污染，我们必须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地寻找污染源并对其控制。”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原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说，“治理大气污染，方方面面都应该考虑到，就应该胡子眉毛一把抓。”
梳理下历次同样主题会议的要点，可以看出治霾的路线图：
2013年9月，会议安排部署了重污染城市治理、压减煤炭、机动车污染减排、高污染行业及重点企业治理、采暖期污染管控等多项工作;
2014年5月，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新提出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和秋冬季禁烧;
2014年10月，提出严控扬尘污染;
2015年5月，提出全力推进燃煤控制、加强重点行业综合治理、强化机动车船污染控制加强面源污染控制等最新措施和安排。
从最初的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发展为对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秸秆焚烧进行综合治理的控煤、控车、控尘、控污、控新建项目、控农等“六控”体系。京津冀三地都在行动。
2014年，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别完成了颗粒物源解析工作，确定了机动车、扬尘和燃煤分别是三地本地PM2.5的首要来源，并据此进行“精确打击”。
北京2014年淘汰老旧车47.6万辆，实现减排挥发性有机物1.6万吨，减少燃煤量280万吨;天津绘制了涉气污染源信息分布图，并自2015年5月1日起，将烟尘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10倍，同时按照每公斤1.5元的标准开征施工扬尘排污费;河北2014年共压减炼铁产能1500多万吨，炼钢1500多万吨。
各类污染物对大气污染的百分比“贡献图”经过长期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已经初步清楚。但削减掉每个百分点，都需要付出卓绝的努力。
据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威介绍，以北京为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迅速减少，呈“小、散、低”特点的生活源污染，也就是面源污染逐渐增多。因而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一些城市，针对大气净化的生活污染源治理也在逐渐展开。
立法、市场、科技：精细化治理的三大利器
北方的风，刚硬顽固，携沙带尘，可也去霾除雾，带来朗朗乾坤。
2014年10月，当一场严重的雾霾袭击北京之时，网络上疯传的一句话让生活在京津冀的人民一阵苦笑：“别着急，风已经到张家口了，蓝天就要来了”。
重大活动，突击关停，“APEC蓝”以及“XX蓝”等新网词，欣喜中透着无奈。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环委会主任张工表示坦言：“环境治理，尤其是空气质量改善，是‘天不藏奸’，需要一点一滴的付出，要把一丝一缕的污染当作深恶痛绝的恶敌。”
等风来、靠突击，诚然可以积累一些试验性数据，有助于研究污染的成因。但长期来看，真解决问题必须有过硬的武器。京津冀三地近年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实践表明，留住蓝天白云，还是要全面依靠法律、市场和科技的力量。
——靠立法
除了国家层面出台“大气十条”、新《环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外，京津冀地区近年来针对大气污染也纷纷出台了相关地方条例，不断细化的法律约束，保证了各地能够对污染大气的行为进行精确打击。
天津不仅出台《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也同时出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作为配套文件，使得每种情形应该如何处罚、罚款多少元有了明确依据。比如，锅炉超标排放，最高罚款可达100万元。
——靠市场
防治污染要日趋精细化，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凸显。
温室气体虽然不是污染物，却可能诱发污染。2013年至2014年，全国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相继启动交易，北京、天津是其中两大试点，可以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让企业间交易碳排放指标，降低整个社会的减排成本。
此外，京津冀也不断通过调整污染物排放价格引导企业走向环保。自2014年7月起，天津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大幅提升，并实施阶梯式差别收费，排放越少，缴费越少，提升了企业减排的自觉性。
——靠科技
新兴科技手段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战争中不断运用。
2015年3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利用无人机对河北省邯郸市开展执法检查。采用航拍及夜间红外技术空中巡查，发现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夜间治污设施停运、烟气排放超标、在建建设项目等问题线索，并由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处罚。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说，环境保护部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运用好无人机这一“秘密武器”，不定期对重点区域开展空中巡查，实现无人机执法检查常态化，严厉打击违法排污企业。
其实，还有一个利器：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环境共同呵护。
同图已构、同步尚难：京津冀描绘“蓝图”还需进一步协同
云雾攒动、光影陆离，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北京”、“天津”、“河北”以及界碑编号。
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前干涧村、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沥水沟村。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处，这座界碑被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为“三界碑”。
“三界碑”下，居民生活条件差异不小，从三地农村职业护林员的收入就可见一斑。北京将军关村有山场护林员、防火员几十个，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干涧村有4个护林员，夏季防汛一个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个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沥水沟村护林员只有1个，年薪不到四千元。
然而，当雾霾来袭，“三界碑”居民虽然生活贫富不宜，却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呼吸。
“同呼吸，共命运”，当年这个美好词语的创造者想破头也难想到，这个表述用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竟是如此贴切。
2013年9月，环保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随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省区市与环保部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2014年2月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及三地双边协议的签署，治理大气污染、构建美好生态环境成为三地的共同的重任。
完成这张“蓝”图需要的同步努力，绝不因为行政区划的划分而能区别责任，但治理工作又绕不开行政区划的划分。
翻看三地近两年来采取的不断精细化的“治气”措施不难发现，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压煤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控制机动车、控制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扬尘、控制秸秆焚烧等已经成为三地“蓝图”中共有的部分。毋庸讳言，京津冀三地所处不同发展阶段，悬殊的人财物力差异，为未来治理“同步”提出不小的挑战。
“北京是栽两三米的树，我们只能栽二三十厘米的小树苗。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我们造了很多低质低效林，丰宁有80万亩树林亟需改造。”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副局长何万义说。
空气的流动性和共享性决定了它的影响不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然而属地管理权限约束却使得大气治理的资金没法放入一个盘子，一些地方滋生的保护主义，同样会让联防联控有障碍、出漏洞。
由于发展不同，三地的利益诉求也有差异，协同治理、联防联控，北京、天津希望河北多做贡献，河北希望京津多补贴。据参与三地协同发展会商的人员披露，涉及利益补偿等问题，经常在会议上吵的“面红耳赤”。
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海波说，北京投入五六千万元只可实现减排几十吨挥发性有机物，若同样的资金投在河北，有望减排上千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建议，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要尽快制定京津冀地区联合控制燃煤排放、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排放、道路扬尘等的统一政策和标准，开展区域联合统计、监测、检查、考核和奖惩，并推进税费改革，将环境税作为区域共享税征收，将共享税的大部分用于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同时要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
再难，也得杀出一条血路。从治霾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一场战争，而且需要持久坚韧的奋斗才可能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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