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呼吁必须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记者最近采访来北京参加论坛的几位美国和欧洲经济学者，他们表示，有环境意识的经济学家早就警告人们，如果人类以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方式生活，破裂的生态泡沫会同样出现。
经济学家们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太沉迷于经济增长。而持续的高增长的代价是人类近100年消耗的地球上的资源超过以往历史的总和，而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则步步加重。
增长的代价不容忽视
“如果增长意味着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自25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便是如此)，那么它就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地球及其资源是有限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大学环境历史教授约翰·麦克尼尔表示。
约翰·麦克尼尔在他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一书中，讲述了前两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是多么的史无前例。麦克尼尔教授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误认为2%到6%的年增长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正常状态。更长远的历史观念表明，这样的增长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
美国和欧盟的研究机构都共同表示，在过去200年里世界生产总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市值)的人均增幅远远超过人口增幅。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寿命也更长。但专家和学者们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其代价。在那段时期里，特别是在20世纪，人类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
有机构预测，石油储量的综合估算，可支配的化石能源的极限，大约为1180-1510亿吨，以1995年世界石油的年开采量33.2亿吨计算，石油储量大约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天然气储备估计在131800-152900兆立方米。年开采量维持在2300兆立方米，将在57-65年内枯竭。煤的储量约为5600亿吨。1995年煤炭开采量为33亿吨，可以供应169年。
英国政府顾问大卫·金曾经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的威胁还要可怕。”
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全世界90%以上的科学家都持有这个观点。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地球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同步上升，上个世纪是近千年来最暖的100年，而最近2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20年。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继续增多，在未来100年内，全球温度将升高1.4-5.8度。而美国全国大气研究中心和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海平面将以每世纪4-6米的速度上升，比科学家们早先预测的要快得多。
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已经到达或超越了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环境和社会成本超过抵消收益的临界点。戴利教授在今年春天的一次演讲中说：“所谓‘经济的’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了。增长型经济正在衰退。”
一段时间以来，戴利等人一直呼吁人们在自然力为我们重新构建经济之前反思和调整我们的经济。他们认为，在经济无限增长的观念将我们推向悬崖之前，理应对其审议。必须彻底改革经济学以更好地解释地球的物质现实。戴利说，文明无须忽然终止，而只需转移重点。他所预见的“稳态经济”强调的是质量的发展而不是数量的增长。他说：“增长是同样的东西变多，而发展是同样数量的东西变好。”
一味追求高增长的恶果
国内媒体在前段时间报道，江苏盐城受污水厂在停水70个小时后，开始蓄水并恢复生产“像赶集一样买矿泉水”的居民们，或可免于干渴的威胁。
据报道，近年来，盐城各区县都有化工园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河流众多、环境容量大成了政府向企业家推荐的一个重要优势。在这样的管制困境之下，化工产业园区附近村民哀哭稻子被熏死，无济于事；有村庄癌症患者人数增多，死亡年龄降低，也无济于事；直到半个城市停转，水危机出现，事情才真的呈现出一点点转机。
经济学家们表示，污染企业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固然是盐城处理水危机事件极为重要的一步。但政府不能一抓了事，应该深刻反思多年来一以贯之单纯追求G D P的发展模式，
类似一味追求高增长而最终破坏环境和人民利益的例证有许多。
“G D P增速超过7.18%就必然出现资源环境问题。”土壤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表示，我们大多数省市的G D P增速都在13%到17%，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21%，这样盲目地追求G D P，是要出大问题的。10年之内中国不能根本解决环保问题，那情况就难以收拾了。
对于全国各地出现的灰霾天气，赵其国院士表示，“1957年到2005年我国东部年平均能见度下降10K m，西部能见度下降的幅度和速率约为东部的一半，显示出我国以能见度下降为表征的区域霾问题日趋严重，而且在东部表现更为明显。我们的霾颗粒物甚至比美国还超过好几倍。”
中科院的一份报告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许多第一，经济增长第一，外汇储备第一，直接投资第一等等，同时带来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费第一，空气污染排放第一和水污染排放第一。可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报告表示，“如果中国不改变85%的燃煤结构，不改变传统工业生产和消费方式，环境严峻期将提前来到，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合理，不可能学习西方，到人均8000美元以上再谈环保，中国人均2000多美元的时候，环境严峻期可能会提前来到”。
担心危机后的高增长
“真担心在后危机时期，重新进入一轮比拼增长速度。”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李长久表示。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表示，现在我们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
事实上，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G D P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 D 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 D 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 D 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 D 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牟新生表示，须合理判断G D P的增长速度。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G D P年均增长为9.8%，已成为第三大经济大国。关于我国G D P增长速度的问题，我们应该定下心来很好地思考。
牟新生说，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来看，一国的G D P增长速度和G D P总量是密切相关的。G D P的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就越多。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的经济总量大，现阶段的增长率都比较低，低于历史上平均的增长率。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 D P潜在的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30万亿元甚至更高的今天，还过分地、盲目地强调经济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
学者和专家们表示，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贸易出口高速增长的现象不会再出现。同时，随着投资过度扩张，不少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在“调结构”、“扩内需”上下功夫，而一味追求投资拉动，甚至加大产能过剩行业的重复建设力度，这种发展思路恐怕难以为继。
“因此，我认为我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过多地追求G D P增长率，对此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至6%就比较合适。”牟新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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