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规划助解城市水“难”
说起城市缺水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工程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邵益生指出：应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城市缺水问题，当前的最大挑战是水环境污染和水源水质恶化。系统规划，有助于破解城市水“难”。
客观看待城市缺水问题
记者：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水，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最大制约？
邵益生：就我国的基本水情而言，水资源始终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要注意城市缺水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早在1995年前后，原建设部曾组织过一次比较系统的城市缺水问题研究，把导致城市缺水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3类：
第一类是设施不足。在被调查的548个城市中，高峰日负荷率达不到标准的有260个；供水设施能力短缺1507.9立方米/日，约占当年实际供水量的1/4。最近十几年，城市供水设施得到快速发展，总体上讲，因设施不足而导致的缺水问题已基本解决，有些城市的设施能力建设已过度超前，但设施的配套性和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供水管网、二次供水设施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第二类是水源短缺。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特别是海河及西北内陆河地区，地表水资源比较匮乏，地下水超采严重，出现了“资源型”缺水现象，一些城市被迫实施了远距离调水，取得了较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源不足的矛盾。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否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大、距离过长、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等问题。
第三类是水源污染。在当时调查的全国570个城市中，有98个城市的供水水源受到污染，约有50%的重点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源标准。水污染不仅加重缺水，而且危害人体健康。15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这是当前我们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必须控制用水需求增长
记者：对于缺水严重的城市，有什么好的解决途径吗？
邵益生：其实，缺水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解决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是增加有效供给；二是控制用水需求，特别要遏制那些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用水需求，减少浪费。在这方面，北京是有经验教训的。众所周知，北京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以致于在上世纪末还议论过因为缺水是否需要迁都的事。客观地讲，当时北京的用水是比较粗放的，难以想像的是在这么缺水的地方，居然还在大规模种植水稻等高耗水作物。2000年前后北京的总用水量高达45亿立方米左右，当时预测到2010年，北京的用水量要增加到56亿~59亿立方米。为了满足可能增长的用水需求，增加水源供给便成为当时的优先选择。于是，就有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到2010年要往北京调水12亿立方米。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后来采取了一系列节水和控制用水需求的措施，10年来北京的用水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5亿立方米左右，比10年前少了10亿立方米，而这其中还包含了6亿立方米的再生水。也就是说，目前北京每年从环境中实际取用的新鲜水还不到30亿立方米。
记者：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这么多？简直难以置信！
邵益生：是啊，不仅是北京，天津也是如此，河北的情况也差不多。而且，全国多数城市的用水量也没有当时预测的那么高。实践表明，用水需求是有弹性的，在一些地区的一定发展阶段，这种弹性还非常大。因此，缺水是相对的，用水需求必须控制，而且也是能够控制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加强需水管理。正如著名水利专家钱正英院士所说：“许多地方的水利规划提出，当地的水资源分布不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我们也可换一个方向来思考问题：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适应当地的水资源分布？”
记者：但近些年，有些地方在作规划的时候，往往对水的预测是较高的正增长，而不是微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邵益生：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绝大多数城市的用水需求还没有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阶段。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节水力度的加大，城市需水的微增长或缓慢增长是可以期待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预测的需水量实在是过大了。不久前我们到西北地区调研，了解到某地新编的规划发展中，预测到2030年将增加40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40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目前北京、天津、上海（不含电力）3个直辖市工业用水总量之和的两倍！类似的情况在西南某地也出现过，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需水量预测过大可能导致供水设施建设过度超前，甚至是重大工程的决策失误，进而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成本上升还可能导致供水企业亏损，或让消费者承受更高的水价。
水污染是面临的主要危机
记者：说到调水工程，从技术角度讲，是否调水线路越长，污染问题也就越多？
邵益生：应该是的，当然还与输水的方式有关，就防污而言，明渠输水肯定不如管涵效果好。但与调水有关的污染问题不仅是这些，还应包括水源区和受水区。如果只顾调水而忽视了治污，那么调的水越多，用的水越多，产生的废污水也就越多，带来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若处理得不好，到最后便可能陷入大调水、大浪费、大污染的恶性循环。所以，当年朱镕基总理在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前，提出了“三先三后”的要求，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不无遗憾的是，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都是很好，有许多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亡羊补牢尤未晚！
记者：世界银行在《应对中国的缺水》报告中分析认为，中国因水质污染而加重了缺水。你怎么看？
邵益生：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我赞同这样的表述。水源水质污染不仅加重缺水危机，还给城市供水和饮用水的安全保障增加了难度，据有关调查结果分析，为了达到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未来几年或十几年，我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将非常繁重，投资需求可能高达数千亿元。
记者：这个问题至今仍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邵益生：尽管这几年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各地也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污水处理厂建设已取得巨大进展，但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还相对滞后，水源水质的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地方对水质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显得很不够。
去年6月，我们到西北某县城自来水厂调研，该厂水源取自河水，设施非常简陋，仅有一个简易的砂滤池，化验室里见到的唯一“设备”是摆在桌面上的两个烧杯，化验员在做水质检测时，将一个烧杯里装矿泉水，另一个烧杯装自来水，通过目测对比，确定水体是混浊还是清澈，并做下记录。
记者：他们的工作条件确实太简陋了。
邵益生：是啊，看完以后，令人感慨。21世纪了，我们的水厂职工居然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仅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水质的好坏，还做得那么认真。相比之下，这个只有2万多人的县城，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广场，其间的道路和绿化、照明等景观设施却很现代。
令人忧虑的是，类似的无处理、无消毒、无检测的“三无”水厂在西部地区并不是个别现象。
系统规划可解城市水“难”
记者：一方面，是水质污染带来日益加重的城市缺水，而另一方面，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城里“内涝”、“水淹街”的问题。一场暴雨之后，街面立刻积水很深，而且迟迟不能退去。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邵益生：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且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有些问题越来越突显，说明许多城市的供排水系统已不适应快速城市化的需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人类的活动改变了下垫面，破坏了原来的水循环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小气候，进而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缺水和内涝程度；二是城市供排水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还有待加强，标准规范不适应、涉水规划不系统、厂网建设不配套、运行管理不协调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记者：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
邵益生：以上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
要通过水系统综合规划，将原本相互分割的城市水系、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再生水、雨水利用等专项规划综合起来，统筹考虑透水地面、低位绿地等建设，控制径流系数和面源污染，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协调解决城市供水、排水、内涝等问题，在防治污染的同时，促进一水多用、重复利用、合理利用，提高水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缺水矛盾。
记者：目前在城市规划的系列里面，有交通系统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好像还没有专门的水系统规划？
邵益生：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的水系统规划，把原本相互分割的相关涉水规划有机地整合起来。尤其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分的这么细，应该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和原则，提出一些支撑性、约束性和控制性指标，解决一些带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项工作推行起来比较困难，需要制定水系统规划的技术规范，并对规划编制的相关政策加以调整。
记者：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划师又应该做些什么？
邵益生：政府及有关部门是技术规范的制定者，作为主管部门，应在建立技术规范方面起主导作用。规划师是技术规范的编制者和执行者，在执行既有规范的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勇于实践。
技术规范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创新，在逐步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师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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