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钱程——水务产业化奇谋
手里拿着一份来自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安东尼正看得入神。
读到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领域发展问题的有关分析，送到嘴边的咖啡杯又搁了下来。
“呵，这个行业需要足够的想象力空间。”在中国官方权威研究机构的报告里看到自己熟悉的内容，安东尼不禁会心一笑。
推崇想象力的安东尼·弗莱罗（Antoine Prerot）是威立雅环境集团常务副总裁，同时又是该集团旗下子公司威立雅水务的全球首席执行官。
“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而大城市发展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出于这个基本判断，威立雅水务在上世纪80年代最先来到中国发展城市的饮用水系统及污水处理业务。一晃二十年过去，在安东尼的颔首微笑间，这家法国的全球性水务集团，已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水领域专业运营商中的翘楚。
“威立雅”三个字曾一度让业界谈之色变。自2002年收购浦东自来水项目，它以令人咋舌的高溢价在中国水务市场攻城略地，尤其去年接连收购中国一线城市兰州、海口的整体水务资产，惹来行业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本土水务投资公司的质疑与抵制，几成众矢之的。
就威立雅的大胆举措而言，平心而论，如此“大手笔”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失为一种“想象力”的体现。而另一场有关威立雅的排污风波则发生在2007年7月，有青岛市民称其“发现青岛威立雅负责运营的青岛麦岛污水处理厂擅自将污水处理厂回用水管道接到了自来水主管道上，造成自来水水质受污染”——如若确有其事，“想象力”无疑走偏了。
当然，安东尼这句话本意并不在此。真正的弦外之音，若非对中国水业市场的背景和现状有所洞悉是断难听出来的。
想象力背后
放下《中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安东尼喝了一口咖啡，觉得味道很苦，才发现忘了加糖。
他索性换了个杯子，改喝纯净水——“东方不亮西方亮。”
这似乎就是威立雅的作风，在前期浦东、珠海等项目毫无盈利的状况下，仍然不惜血本，在中国夺取一个又一个大项目。
要知道，水务项目一般都具有投入大、资金回收周期长、政府风险大等不利因素。“企业在同政府的博弈中往往处于下风，只能尽力去说服。”具体而言，水务是政府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并且合同期长，一般在20年以上，很受政府的影响。即使签订了正式的商业条款，一旦主要领导出现更迭，也可能出现问题。
因此，水务行业是需要耐心的行业，往往要在长期投入之后若干年才能获得回报，故忌讳短期行为，急功近利是没有前途的。
“不能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在乎的是全局的平衡。”安东尼说。
从而，“对项目的报价，我们通常是对一个地区长期经济活动总量的评估与衡量。”富于想象力的市场扩张战略，成为威立雅在华水务领域投资运营的基本思路。
目前在中国水业版图上，以威立雅领衔的外资之所以成为主导力量，“西风”劲烈，占尽先机，背后的原由固然会有许多，但从其扩张思路亦可管窥出一二。
这样的深谋远虑，绝非一般的商人眼光所能至。没有对源头活水的整体认知，没有对中国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保护前景的深入了解，是无法对前景作出科学判断的，遑论制定出什么相应的策略来。
作为生命之源，只要有人存在，水的生意就有前途，就有钱可图。在人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淡水资源极其有限，真正可利用的是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26%，且分布不均。
世界人口在20世纪增加了两倍，而人类用水却增加了5倍。随着全球人口急剧增长，工业发展迅速，水资源状况迅速恶化，水危机日趋严重。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全球12亿人用水短缺、30亿人缺乏用水卫生设施。可以说，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的同时，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蚕食着大量可供消费的水资源。
在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空间分布不平衡。改革之初，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水资源的需求缺口也日益增大，制约城市生产、生活根本的水务出现两大改革动机：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巨大水务投资需求，水务行业需要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背景之下，仅靠原有以各级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投资体制已难以支撑，必须改革投融资体制，吸引多方投资尤其是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水务行业的建设。
中国的水务改革由此发轫
“碧水”情结
此时，关于水务领域“想象力”的另一个故事不能不提。人们可能已经淡忘，近十年前，一个普通环保创业者发出的呐喊以及他的行动。
这位民营创业者名叫文一波，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总裁。1999年，他提出以全面解决中国城市污水问题为目标的“中华碧水计划”。这在当时需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胆识。
“ 要让中国所有的城市永远被清水滋润，让中国所有的江河回归清澈”，这听上去不过是一个诗人般的浪漫奇想罢了，与文一波这样一个理工背景的实干者身份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除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特质成分外，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的专业优势，让他的想象力有了现实的依托。
实际上，“中华碧水计划”的主要设想，是针对目前中国城市普遍缺水缺资金的双重困难，通过国际上通行的BOT方式，将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建设与运行权委托给具有相应资金和技术实力的环保企业，通过运行收费收回投资。
这其实就是将市政污水处理难题由单纯的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由政府负担的事业体制转入企业经营的市场体制，在削减政府资金压力的同时，培植大型专业环保企业。这对中国环保产业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2000年两会期间，《经济日报》整版刊登了文一波写的《一个中国公民的环保建议——城市污水的全面解决方案》，全面介绍了“中华碧水计划”。这份环保建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和讨论。
同年11月，文一波如愿以偿，在北京肖家河污水处理项目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全国第一个投资市政污水处理工程的民营环保企业家。城市公用事业改革大战略下推出的特许经营制度，促使城市水务从政府福利体系中逐步剥离，进入产业化阶段。
2003年以来，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普遍引入竞争机制，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稳步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市场全方位开放，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局面已经打破，多元化投资结构基本形成。
通过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市场的有效竞争与政府的特许授权制度有效结合，更好地保证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推进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向市场监管，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如今，文一波领导的桑德集团，已成为环境资源领域的大型综合性高科技企业集团。以深市上市公司“合加资源”和新交所上市公司“伊普国际”为主体，桑德在全国投资建设的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和工业废弃物处理厂近50个。
据桑德集团战略部部长马勒思透露，桑德在水务方面已形成了包括投资、建设、运营、设备制造等在内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主要侧重于工业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和供应环节。
而从业务区域上看，马勒思表示，有别于威立雅等跨国公司针对一线城市的整体性收购，桑德集团的比较优势更在于为中小城市提供环境服务。
2007年6月，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批准，包括桑德、首创、金州环境、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在内的80家环境服务企业，在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文一波当选该产业联盟的首任会长。
如今的中国水业，随着一批战略性产业主体的出现，国有控股、民营、外资等多元主体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且形成了产业联盟；产业战略投资主体的责任感明显加强、战略合作初步形成、政策研究日趋深入；国家的政策性产业投资倾斜也已经初步形成，大量的政策性资金需要合理的一个市场出口；政府的责任体系初步完善，包括监管体系、特许经营制度、水价政策等基本成型。
乐观的专家预言，“2008：水务产业即将进入成熟期。”
产业化系统推进
对于水环境服务领域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来说，时至今日，“想象力”的窗户其实还仅仅只是开了一道薄缝。
就污水处理而言，如今已经与自来水生产、供水、排水、中水回用等行业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成为新兴产业。根据建设部到2010年中国城镇污水处理率要达到60%到70%的规划目标估计，到“十一五”末，中国需新建1000座污水处理厂，全国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能力将达到每日10000万立方米左右。
预计“十一五”期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超过3300亿元。
规模巨大、成长迅速的中国污水处理市场，为世界各国的水务企业提供了商机。深知中国市场潜力的威立雅、中法水务、柏林水务等外资巨头，在中国掀起了投资污水处理的圈地狂潮。
由于国家和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污水处理行业正在快速增长，污水处理总量逐年增加，城镇污水处理率不断提高，其中有135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达到或接近70%，单厂处理规模达到每天100万立方米。并且，形成了适合国情的污水处理技术路线和管理机制。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污水处理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污水处理能力尚跟不上用水规模的迅速扩张，管网、污泥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另一方面，中国的污水处理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且处理设施的负荷率低。
放大一些来看，整个中国水务行业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善，产业主体尚未成熟，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在此背景下，方方面面的问题和矛盾也涌现出来。用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的话来说，“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水业的改革在没有战略规划下系统推进，而是沿袭了我们对一般竞争性行业‘摸着石头过河 ’的传统思路。”
“ 我们水业改革的政策不可谓不全，但是中国以部门为出发点的行政体系和立法体系，致使许多政策局部科学而系统混乱。”傅涛分析道，在城市水业这种综合性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中，这种系统冲突显得尤为突出。投资政策、产权政策、价格政策、特许经营政策等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产生不协调甚至冲突，而城市水不正确和不清晰的产业定位则放大了这种不协调和冲突。
相比城市供水来说，污水处理的产业化更为滞后。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污水处理厂及90%以上的配套管网系统还是事业单位或准事业单位的运营方式，资金匮乏、效率低下、职责不分，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建设要求和效率要求。因此，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推进产业化改造，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作为市场化体系重要角色的政府，转变职能十分重要。”傅涛强调。
城市污水处理行业的产业化改造，从根本上说就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具体的污水处理服务职能的分离，在运营环节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科学引入市场机制，由社会企业进行有偿服务，而原来行业管理部门则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对服务、水质、环境质量和成本等进行监督。
这需要改变原来的单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体系，让政府、企业、公众在责任体系中各负其责。政府应利用各种类型的政府资金，承担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的投资，降低融资成本；同时，用市场机制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让社会主体全面负责设施运营，以控制污水设施的直接运营成本。从而，有效降低污水处理的总体成本。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金融工具，利用现金流预期，适度超前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实现资本收益的远期化，支撑污水处理巨大的运营费用，陆续偿还我们二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环境欠账。”傅涛说。
“民赢化”公用事业
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水务在内的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的。针对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法律环境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力推行公用事业民营化过于超前的说法，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盛洪有着自己的看法。
“ 我们不仅要和西方国家比，还要自己与自己比。公用事业改革目前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沿用过去的那一套国有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体制，一种是推行公用事业民营化。”盛洪表示，公用事业改革不仅是一个抽象问题，而且是一个具体问题。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实践，很多的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到公用事业中来，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得了比原来更好的效果。
“ 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以及拓宽投资渠道外，民营化还是公用事业运营实现规模经济的需要。”盛洪说，民营化是和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仅是单单一个民营化。过去公用事业主要是由政府来做，而且非市场化运作，各地的公用事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无法跨越城市辖区局限。
公用事业民营化，企业摆脱了体制的束缚，可以跨城市经营、跨地区经营，目前许多进入公用事业领域的民营企业，把自己比较成熟的技术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从一个城市推广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攻城略地”，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公用事业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它的天然职责就是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盛洪指出，公用事业民营化更有利于实现公用事业的“民赢”任务。
对公众来说，服务效率、服务质量的提高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最大优点，盛洪认为，这是引入竞争机制的结果。他表示，在民营化的体制下，企业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特许经营权，要想获得新的更多的特许经营权还得通过竞争，企业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是其竞争能力的体现，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会尽可能给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同样的一种公用事业服务，民营化企业因为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从而在价格上能够给公众带来实惠。盛洪分析，过去以前形成的价格水平，因为是根据原来的国企的成本来制定的，成本偏高，价格也就偏高。“一般来说，民营企业的进入不会提高价格，我所知道的民营企业一般没有提高价格的冲动，有些报价甚至一般都比会原来还要低。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
针对一些原来政府只是象征性收费的公用事业民营化大幅涨价的现状，盛洪认为除了个别官商勾结的情况外，从长远来说，那将原来低于成本的收费水平提高到恰当程度，对公众来说其实也是有利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来没有免费的服务。”他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收费往往是导致服务质量差，大家享受的可能是比较糟糕的公共服务产品。比如说，道路垃圾的清理，收费以后往往会比以前做得好很多。
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定价问题，也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 价格不能任由企业自己来定，那样企业可能会把价格定得过高，但也不能任由公众来定，因为公众天然地认为价格越低越好。”他指出，由于公用事业往往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只有一个卖方或者买方，市场定价机制失灵，但它基本的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逻辑是不变的。盛洪认为，应该由一个第三方，比如说政府可以聘请有关专家，评估出一个比较适中的价格。他说，当然这个适中价格还需要通过一个类似于听证会之类的法律程序来加以确认。
“ 定价要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参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盛洪不赞赏因为考虑公众的承受能力而降低定价的行为。他说，定价首先考虑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你如果为一个地区的老百姓作长远的考虑，你要想有一个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它就应该得到应有的补偿。
盛洪指出，政府如果要考虑公平的话，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比如政府对差价提供补贴，或者是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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