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转好 洱海治理模式能否复制
被污染的湖泊需要多少年治理才能重现碧波荡漾？曾经已经出现富营养化初期污染的云南大理洱海给出的答案是5年。而根据国际的治理经验，大型湖泊一旦进入富营养阶段，水质恢复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
自从“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洱海项目落地后，过去几年间，洱海的水质从局部恶化的五类水好转为三类水，最近两年还经常能够保持半年左右的二类水，重污染湖区的湖水透明度也从最坏时的五十多厘米变为现在的四到五米。
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一行政责任人、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看来，洱海是全国近千个富营养化初期湖泊治理的典型代表。洱海的治理形成了“科技创新、全民参与”，“湖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模式。
靠科技治水
“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洱海风光毓秀，名声在外。
赵汉超在洱海边的才村生活了40多年，他见证了洱海由清变浊，又从浊变清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赵汉超和村里的同伴常去洱海游泳，湖里的水清，捧起就能喝。到了90年代末，湖水开始出现蓝藻“水华”。一到夏天，村民坐在家里都能闻到湖水发出的腥臭味，伸手摸摸湖水，满手都是水藻。
如今洱海的滨湖地区再次恢复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这里频频按下相机快门，流连忘返。
水质的好转和周边环境的改善也为村里发展生态旅游业带来了更多商机。赵汉超在湿地边上盖起了两栋小楼，一栋出租，当起了房东。他一边喝着普洱一边说，“洱海又干净了，我们洱海的水泡茶喝，味道比自来水更好。”
洱海风光来之不易，孔海南教授甚至比赵汉超还明白。
作为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洱海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孔海南教授带领六个课题组，2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坚守在洱海畔，经过5年实践和3年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洱海的水质从局部恶化的五类水好转为三类水。
洱海是大理的“母亲湖”。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于长期污染导致湖水富营养化，洱海两次大规模出现蓝藻“水华”，湖水的透明度骤降，还有局部发臭的现象。
洱海水环境恶化引起了高度关注，加之洱海是全国富营养化初期湖泊的典型代表，其水环境治理被纳入了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范畴。
“大型湖泊一旦进入富营养阶段，恢复需要30年以上。”处于湖泊富营养化初期阶段的洱海，当务之急是控制污染源。经过调查，以孔海南教授为首的洱海项目团队发现，洱海治理的关键在于农业面源污染，而污染源之一就是当地种植的紫皮独蒜。
大理的紫皮独蒜，其大蒜油含量是普通大蒜的四倍，每亩的产值比油菜也要高出十倍左右。近年来，位于洱海源头上关镇附近的农民纷纷种起了紫皮独蒜，种植过程中使用的过量化肥经雨水的冲刷流到湖中，直接导致洱海中氮和磷的含量急剧升高。
农民生计不能断，面源污染也要控制。怎么办？
水专项“十一五”洱海项目设置的第二课题“大规模农村与农田面源污染的区域性综合防治技术与规模化示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实施起来，主要的做法就是要减少大蒜化肥使用量，提高肥效。
孔海南教授带领项目团队对种植大蒜的田地逐块进行土壤分析，向农户提供了最优配方的化肥，可以向大蒜按面积“按需供应”肥料。节省肥料的同时，还能提高大蒜的产量和品质。据统计，大蒜种植在采用了缓施肥、以碳控氮和“碳坝效应”技术后，能削减20%的有机氮、磷。
洱海周边地区的面源污染，由一个个分散的小问题积累而成。除了农业面源污染，旅游业发展带来的餐饮和生活污水也不能忽视。喜洲镇周城村以扎染闻名，镇上的商贸街常常会停下一辆辆旅游大巴，络绎不绝的游客们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增加了污染的隐患。不过，自从有了土壤净化槽技术这项“新武器”，周城村商贸街排入洱海的水都能达到一级B类标准。
土壤净化槽利用了土壤-微生物-植物系统的复杂生态净化功能，相当于一个“过滤器”，通过土壤吸附、微生物生化作用以及生态效应，对污水中污染物进行净化，每天处理规模为80立方水，能够满足商贸街的需要。
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治水
“环保一定要与农民切身利益结合，要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好处。”在前任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尚榆民眼中，这才是真正的环境治理。
邓川镇新州村的赵辉老伯，养了40多年的奶牛，还头一次见到牛粪能卖这么多钱。以前村里的农民们都习惯将奶牛散放到田边和马路上，牛粪最终随着雨水径流排入洱海。而现在奶牛都养在自家牛圈里，牛粪有人要，政府还给补贴。
赵老伯家里一大一小两头牛奶，每月拉给沼气站的牛粪就能卖上800元钱。赵辉还兼任村里沼气站的管理员，每月能领到800元工资。他的工作除了维护设备，还包括替村里的老乡拉牛粪。“自从牛粪能卖钱了，5公里外的邻村老乡都让我去拉粪呢。”
臭烘烘的牛粪除了变废为沼气，还是烤烟的好肥料。不少村里设置了牛粪收集池，农民每天把牛粪拉到这里，领一吨80块钱的政府补贴。收集池里的牛粪最后都运到了顺风化肥厂在各个村设置的收集站，经过晾晒、发酵等环节加工为肥料。
在水专项洱海项目团队的技术指导下，大理顺风肥业有限公司还成立了科研部，分别就蔬菜、葡萄、茶叶、橡胶等作物生长所需肥料的特点，采用不同的配方生产有机肥，由于用有机肥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传统农产品效益好，不仅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大大减少了施用化肥带来的污染。
一头奶牛排放出的污染量，相当于24个人的污染量。而现在，这个污染源“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甚至发生过乡里乡亲为了争捡一块牛粪而吵起来的事情。根据统计，以往有约80%左右的散养奶牛的牛粪最终随着雨水径流流入了洱海，而现在80%的牛粪都被收集利用了起来。
为了转变农户的习惯，鼓励他们把牛粪拉到收集点，政府下决心在各个环节进行补贴，包括在村里建牛粪收集池和肥料收集站，农民拉牛粪，肥料厂的生产环节，还有使用肥料的烤烟厂、茶园和果园的销售环节。
尚榆民坦言，一开始关于财政要不要补贴那么多，确实存在争议。后来想通了，补给保护环境的百姓，也就是在做环保工作。污染解决了，百姓也实惠。
大理在提出环保理念时有一句口号：“水清、岸洁、柳绿”，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民富”。
民富，不光要给补贴，还要调整产业结构，让农民挣上更多的钱。
上波朋村的意大利生菜刚收过一茬，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正带着村民播下一茬的种子。更重要的是，新型的漂浮育苗方式，让生菜在种子阶段就浸透了营养液，移入土壤之后，就不再需要施肥，只需浇水，极大减少了化肥对洱海的污染。
这就是水专项“十一五”洱海项目的第一课题“洱海全流域清水方案与社会经济发展友好模式研究”所做的贡献：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面源污染。
课题组用土地流转的方式，把农民分散的耕地集中起来，每户农民除了挣到每月1000多元的地租之外，在田里干活还可以得到80-150元一天的工钱。
而在以前，村民们种的是水稻，种植所得还不够买化肥的钱。在统一种植意大利生菜和香葱两种经济作物之后，由于适销对路，农民的荷包鼓了起来。现在上波朋的生菜有90%进入广州和香港市场，香葱更是远销欧洲、日本和台湾地区。
第一课题组还配合当地政府策划和指导了大理市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大理市银顺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基地在银桥镇新邑村建立了500亩蔬菜基地，主要从事大理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加工、销售。
该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显著：每亩每年可实现纯收入近2.5万元，比传统的粮食生产效益高出近8倍。2010年基地实现销售收入6000多万元。此外，每年还能削减氮、磷肥约40%的施用量，削减肥料使用量（以折纯量计）氮5.83吨/年，磷0.49吨/年。辐射带动周边菜农近1000亩，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5万人次以上。
靠转变执政理念治水
洱海北部的罗时江河口湿地，今年第一次出现了灰鹤。这里还栖息着紫水鸡、鹌鹑、白鹭和黄鸭，水生植物更是数不胜数，鸢尾、茭草、风车草、睡莲……洱海的治理，已然初见成效，但是如何让“洱海清”保持常态，需要总结经验。
孔海南教授曾经总结过几条经验：一是科学地保护生态良好的湖泊。所谓科学保护，是指全面认识造成洱海水污染富营养化的原因。第二条经验是全民动员。白族百姓有爱干净的生活习惯，此外也遵守村规民约，容易形成环保共识。当地提出了“2-3-3-3”工程，“2”就是保持洱海Ⅱ类水质，要用3年的时间投入30亿，在洱海流域建成3万亩湿地，进一步净化入洱海的水，这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认可的目标。包括改变以往截留苍山水用于工业的办法，让苍山十八溪清水入洱海，每年1亿方以上，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良好的效果。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大理当地百姓把这句口号变成了行动和生活生产方式。
现在的才村，如果村民还像以前一样在家门口倾倒垃圾，就会被左邻右舍骂。慢慢地，才村那条通往洱海的沟渠就不再漂浮着垃圾了，才村家家户户也开始挂起了洱海美景的年历，“保护洱海 人人有责”的标语处处可见。而如今，村民们已经不需要提醒了，因为他们明白家门口的洱海，关系着自己的生计，也关系着子孙后代。
“洱海清，大理兴”，也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坚持不动摇的执政理念。
近年来，为了统筹整个洱海流域保护治理项目建设及建成环保设施的运行保障，巩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大理州采取了地区补偿、项目补偿、科技补偿、企业补偿、农户补偿等生态补偿措施。这也是水专项“十一五”洱海项目所做的贡献：支撑州政府进行生态补偿的机制体制与示范。
2011年发布的《云南省渔业条例》规定，凡向天然水域如湖泊、河流等投放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它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而将国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用于水产品加工、储存和运输的，除责令改正、销毁产品外，还将处以2000元到两万元的罚款。
大理还对洱海沿岸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清理，对其中不符合洱海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群众意愿的项目予以叫停。规定洱海保护界桩外15米、界桩内5米范围内的环湖林带是洱海生态的重要屏障，严禁占用。并划定了永久性的城市生态景观带，禁止商业性开发。
大理在制定发展目标时，把洱海的水质作为一条红线，任何加重洱海环境负担的项目都会被禁止。尤其在洱海的源头洱源县，GDP的增速已不是第一要务，水质的保护与官员乌纱帽直接挂钩。自从“十一五”规划将节能减排列为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后，环境保护已成为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砝码，由此也带来了一场地方官员执政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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