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与黑”的抉择——中国环境警示录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口罩指数”——
每天１１．５万只，这是今年１月份雾霾最严重时北京日生产口罩数量。那几天，“老字号”同仁堂店铺每天都卖掉近万只口罩。
飙升的“口罩指数”背后，是危险的“污染信号”——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雾霾日数４６天，创近６０年之最。何止是北京，持续的雾霾蔓延全国１０个省区，波及８亿人。
大范围雾霾天气，严重水污染，令人忧虑的土壤污染……经历３０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已进入累积性环境健康事件频发期，面临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环境治理难题。
是环境保护优先？还是快速发展当头？
这一时代课题，关乎亿万人生活福祉和中国未来前途命运！
黑色的警告：新旧问题交织，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短时间集中呈现
“过去沙尘暴，靠纱巾；现在是严重雾霾，不仅戴口罩，甚至要靠防毒面具了！我做了３０年环保工作，看到要彻底清除雾霾，还是靠下雨刮风，真是遗憾的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谈起雾霾天气颇为感慨。
这不是危言耸听——
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专项检测，１月份强霾污染物化学组成，是上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和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我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
作为世界知名的环境公害事件，１９５２年伦敦烟雾事件中有上万人丧生；１９５５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居民眼疼、呼吸困难，有４００多老人因此殒命。
这次大范围雾霾，是大自然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尽管没有对人体生病危害的统计数字，但可以确信，若不行动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回顾十多年来的空气治理历史，我们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如今治理的难度前所未有。”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说，我国大气污染类型已经由最初的燃煤型污染转变为目前燃煤－机动车－工业排放多类型污染、高负荷共存的重度复合大气污染类型，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
大气污染，只是我们遭遇环境污染的缩影。
再看看水：
最新的监测显示，２０１２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
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干流水质虽为优，但螳螂川、乌江等５条主要支流为重度污染，外秦淮河、黄浦江等９条支流也受不同程度污染；
其他几大水系中，黄河、松花江、淮河、海河等几大流域均为轻度或中度污染；
污染之痛，让曾经滋养了一个个鱼米之乡的湖泊浊泪直流。我国四大淡水湖中，洞庭湖和太湖轻度污染，洪泽湖为中度污染，鄱阳湖虽水质良好但也遭受氨、磷等营养物质过多的侵害。而滇池、达赉湖、白洋淀等７个大型湖泊为重度污染。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全国４９２９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较差、极差级的比例超过一半，地下水污染由点向面扩展。
总体看，我国水污染治理历经近２０年虽有成效，但总体水质恶化尚未根本控制。“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水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孟伟院士说。
值得警惕的是，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正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污染向农村蔓延。
环境污染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血铅病、癌症在一些地区集中出现，环境问题正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用这四句话来概括目前环境状况。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与之相伴的，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
“我国现在正处于重污染阶段，传统污染问题和新问题交织。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积极的措施，环境形势将面临巨大挑战。”孟伟院士说。
沉重的代价：滥用“环境红利”，只能让我们付出一份不对称的“账单”
“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２００多年前的清代诗人孙髯翁曾挥笔写就一首闻名天下的长联咏叹“五百里滇池”。
倘在今日，孙髯翁恐怕再无雅兴，昔日的长联也只能换来一声长叹——
滇池自上世纪７０年代遭受破坏和污染，虽治理几十年，投入资金高达数百亿元，如今水质等级仍为重度污染。
滇池之痛，根本原因在于污染速度大于治理速度！如今，仍有１５条流入滇池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７条为重度污染。
有人感叹，滇池好似一个“资金无底洞”，发展与污染之间的成本该如何核算？
“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预计将由“十一五”的３０００亿元增至５０００亿元，平均每年１０００亿元。
１０００亿元是什么概念？这超过了中央财政去年拨付的８７５亿元全国低保补助资金！
对应着过去支撑中国高增长的“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中认为，中国发展同样有着“环境红利”——
历时四年研究，马中教授牵头的一项课题研究发现：按照现行水价体系，从取水到污水处理，企业只需支付极低的费用，远低于它对环境的破坏。而这差价，则由全民埋单。
以２００９年为例，我国工业用水量７３２亿吨，大部分企业直接从天然水体取水，水资源费仅为０．１３元／吨，只等于取水成本的五分之一；而企业更愿意自行处理后直排天然水体，只缴纳０．１３元／吨的污水排污费，而纳入管网交给污水处理厂处理，每吨则需支付１．２８元。
如此“一取一排”每吨水只花费０．２６元。经测算，全国工商企业通过低水价获利可达到２０００亿元以上。
统计显示，全国每年排放的废污水量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３５０亿吨左右上升到去年的６８４亿吨，这相当于全国１３亿人每人排放５３吨。
过度的“环境红利”所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和资源退化，这是我们无法挽回的巨大环境成本！
如果说水价成本尚可算，那么，被污染的空气、受重金属侵害的土壤、被毁的林木……这些成本又怎能算得清？
看看这样一份“账单”吧：
世界银行曾估算，中国每年大气污染引发的损失高达４０００多亿元；
全国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损失超过２００亿元；
去年全国财政环保投入２９３２亿元；
治理太湖污染至今投入８００亿元；
……
事实不容回避。淮河流域１５００多个小造纸厂曾让１．２亿人喝不上干净水。要恢复淮河本来面貌，成本超过造纸厂创造ＧＤＰ的数万倍！
在不断恶化的环境面前，我们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金钱，而且是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这又岂能用钱来衡量！？
快速发展的中国在不断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之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松花江水污染、云南曲靖铬污染、湖南“毒大米”……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事件，已成了高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马克思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
“巨大自然资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抵消了我们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说，“前者是看不见的巨大生态损失，后者才是看得见的国家经济统计。”
失衡的天平：环保与掠夺资源式发展抉择的背后，是“绿色和黑色”两者间长期的纠结与争锋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小镇。鸟儿消失了，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正玩耍的孩子也出现突然倒地死亡的现象……”
１９６２年，美国人路易斯·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示了农药“滴滴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轰动全球。
有统计显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使用农药滴滴涕使全球粮食增产，让５００万人免于饥饿。但后来又证明，大约同样多的人被它送了命。
卡逊的这本小书因此成为世界环保意识觉醒过程中“里程碑式”著作。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书面世时世界上众多农药商们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曾竭力诋毁卡逊的论断，并对这个弱女子进行人身攻击。
事实上，由于观念和利益因素，历史的天平常常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失衡，更加偏重前者——
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初期，英国、日本、德国、墨西哥等国都曾有过环境恶化的惨痛教训。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３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超１０％，但与此同时，大气、水、食品等污染事件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发生，集中爆发了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中的四件。
作为中国环保领域的开拓者，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曾感慨：谁都赞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可许多地方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还是宁可牺牲环境保护经济！
在雾霾现象最为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区域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８％左右，却消耗全国４２％的煤炭、５２％的汽柴油，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５倍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重型化结构仍比较明显，全国逾半数的重化工业还分布在长江、黄河等水系周围。在各地“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２０多个省份把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忽视环保、掠夺资源的发展道路已越来越走不通，也走不起。中国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严重不足，淡水、耕地、石油等人均占有量与世界相比明显偏低，中国ＧＤＰ占世界的比重不到１０％，能源消费却占２０％左右。
曲格平认为，中国目前还没做到有效避免很多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这位８３岁的“环保老人”疾呼：我们已到了抉择转变的关键时刻！
绿色的呼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优先”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抉择，中国正谋求一条环保新道路
刀鲚鱼，曾是辽河中的一种河里生、海里长的特产鱼。但在前些年辽河水质恶化时，这种对水质要求很高的鱼类一度濒临绝迹。
经过近年来有效保护治理，辽河终于摘掉了“重度污染”的帽子，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灵动，刀鲚鱼也再度重现。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但鱼儿是不会说谎的！只要用心保护，从根本上让生态环境休养生息，大自然就会显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经历３０多年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已站在全新历史起点上；面对今天仍然巨大的环境压力，中国正在谋求一条环保新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令人瞩目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提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描绘了“美丽中国”的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５月２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保护优先方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把握更加科学。”周生贤说。
一部世界环境保护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也都是两者关系重新调整的契机。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后，美国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明确提出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战略指导思想，从此开始实现历史性转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开始把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２０年以后环境质量大为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少了一半；
……
中国的环保理念也在不断深化。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同步进行”，到接受和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确立“科学发展观”，直到如今“生态文明”成为定位发展的重要维度……中国环保工作一路探索前行。
保护优先，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好保护优先这一方针，就能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有着“湘南洞庭”美誉的湖南东江湖，这些年来同样面临着周边有色金属开采、农业面源污染等威胁。但东江湖所在的资兴市一直以严格的环境准入守护这盆清水，从２００２年至今否决了２００多个可能影响水环境的项目，使湖水长期保持一类水标准。
当地算了这样一笔账：东江湖保护每年投入５亿多元，而东江湖如今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及生态产品价值每年超过４００亿元。
确立起保护优先的理念：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正是历史和实践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保护优先，就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摈弃“高耗能、高污染”黑色粗放发展模式，自觉推动绿色发展；
保护优先，就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保护优先，就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保护优先，就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彻底转变以ＧＤＰ论英雄的观念。
观念确立，贵在落实。
正如国际著名环保专家、曾连续１７年担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的托尔巴博士的名言：真正检验我们对环境贡献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
人们注意到，实质性举措已经提出，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
重点湖泊水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环保“五大战役”箭在弦上；
……
绿色在呼唤，人们在期待——一个天蓝、地绿、水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国”梦想，距离我们不再遥远！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