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省市GDP增速低于预期 环保型增长对资本缺吸引力
政绩开始“挂钩”环保。
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加大了对地方负责人的考核以及污染企业的惩处力度，这显示“调结构”仍是决策层不曾放松的工作重点。
就在这一调整出台之时，4月28日，随着最后一个省份——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一季度GDP数据，全国31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速数据均出炉。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30个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长预期。
在受访业界专家看来，地方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速大幅放缓。
绿色增长能不能实现？眼下还是一个问号。
多省经济增长“跳水”
在31个省市公布的统计数据中，记者注意到绝大多数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长预期，26个省份都滑落至个位数增长，去年同期该数据为14个。其中，一季度北京GDP同比增长7.1%，上海GDP增长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而河北、浙江、广东与北京等省市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是此次地方经济增速下滑的重灾区，多数下滑两个百分点左右，其中降幅最大的云南下滑了4.9%。
实际上，国家统计局3月份就曾表示，今年将争取形成GDP全国统一核算方案，而在统一核算后，不排除有些地方GDP总量数字和速度比过去要往下降。
在海通证券(9.35, -0.05, -0.53%)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看来，一季度的数据“去水分”可能颇高。据他统计，相较于以往地方GDP增速通常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一季度各省与全国GDP数据匹配度较往年大幅提升，有11个省份GDP增速低于全国，为历年最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在外部原因中，出口放缓有一定影响，预计随着欧美经济的复苏转好，二季度贸易会有所上升。”但他表示，更主要是投资增速大幅放缓，由于调结构等原因，制造业投资要化解产能过剩；其次房地产投资也出现回落。
“未来中西部仍是经济下行的最大风险区域。”姜超表示，由于当前产能过剩、债务堆积和地产泡沫破灭分别制约制造业、基建和地产投资扩张，所以投资驱动的模式前景黯淡。
生态红线下的政策选择
但是，要发展，肯定还要有投资。
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这种投资划出了“生态红线”。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并将于明年1月1日施行。
同时，新《环境保护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负责人的考核，打掉污染大户的“保护伞”。其具体规定如领导干部虚报、谎报、瞒报污染情况，将会引咎辞职；面对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环境违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环保部门等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引咎辞职。
此举被视作在制度安排上的一次突破。“这说明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形势比较严峻，而地方政府是保护环境的主体，需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本报记者分析称。
河北省是“钢铁大省”。河北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4.2%，是该省近些年来比较低的季度经济增速。这期间，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长5.3%，增速比2013年全年减缓12.1个百分点。受此影响，河北省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3.5%，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而在“钢市”唐山市，一季度通过钢铁行业实现税收3.95亿元，同比下降11.01%。
“现实的实际困难就是这样，如果企业按标准治理，消除环境风险，就会影响业绩；政府整改企业，又会影响当地的税收、GDP和就业。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环境价格市场和成熟或良性运转的资金机制远远没有形成。”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中心专家在4月29日举行的“绿色经济研讨会——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对策”会议上表示。
河北省当前的选择是在降低高耗能产业投资的同时，增加对其他行业的扶持力度。来自河北省统计局数据的显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6.3%，快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21.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为33.1%，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而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下降2.5%，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43.4%，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
这使得该省一季度节能降耗成效明显。规模以上工业能耗5194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6%。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81%，超过年度下降7%的目标。
除了河北省“腾笼换鸟”的思路之外，李佐军对记者表示，稳增长不应在破坏环境上找出来，而要在破坏环保以外另找增长出路。在他看来，可以依靠科技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上寻找出路。如何在新环保下稳增长与平衡两者关系？
对此，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张永生提出“绿色发展范式”的概念。他说：“现有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改变的不止是民众信心的修修补补，而是根本的发展范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伦敦、洛杉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并不可行，传统认识认为政府采取的绿色行动会阻碍经济发展，而实际上通过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可能使资源向驱动经济更具竞争力的结构转变，这个结构会带来更高的效用。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其一，推动建立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绿色发展模式；其二，引入多元主体共治和加重行政监管部门的责任。一个是从发展模式上引入“绿色”变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参与监督的主体和污染的惩处成本，这样的机制写入法律，对于地方政府未来的产业政策设计进行了约束。
“环保型”增长缺少“资本力量”
此次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加大了对污染企业的惩处力度，建立环境违法信息记入诚信档案，并明确对污染企业按日连续计罚，罚款将上不封顶。
“新《环境保护法》对守法企业是激励，但对违规违法企业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一些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与产品升级寻找出路。”李佐军表示。
郑州铁维保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海新向记者表示，由于钢铁与水泥减产，该企业的润滑脂受影响较大。郑州铁维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润滑脂的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水泥、煤碳以及钢铁等行业。
据赵海新向记者透露，现在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引进纳米研磨机，由于此领域属于朝阳产业而看好其发展前景，同时也有助该公司开拓新的业务盈利渠道。
在王军看来，加强环保和稳增长之间，以往被视为对立的关系，但是如果处理得好，可促使地方政府与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新增投资，有助稳增长。
有投资机构曾经做过测算，基于中国改善空气质量的需求，中国市场上对于绿色环保的产业投资需求将达到每年两万亿元。
“但是目前，真正愿意进入这个市场的资金并不多。”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我国对于环境风险的解决不仅是一个末端治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从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综合考虑。
“环保类项目盈利远低于污染型项目。”他表示，目前煤炭产生的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中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占7%，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甚至高达90%，而北京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这三个比例失调显示的是此前社会资金没有投到对的领域去。
“环保不单是一个末端治理的问题，触动的是社会发展思路的变革。包括财政需要发挥其在国家治理的基础作用，这个作用体现在其功能发挥的一系列手段上，而这些手段连成的机制体系，应该同当今所强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这一论点打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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