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态治理的传奇
水是生命之源。水环境安全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八成湖泊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
湖泊污染怎么治？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研究观测站站长于丹，坚守孤岛23年，探索出一套栽植水草、生态治污的“梁子湖模式”。他说：“如果因为我的一点儿努力，把梁子湖治理好了，为国家提供一个湖泊治理的样本，对中国水生植物研究有所贡献，我这一生就值了。”
于丹在湖里研究水草。资料照片
于丹在湖里研究水草。资料照片
于丹用30多年的努力，谱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痴心于水生态治理的传奇。
23年，孤岛上建起水生植物学术“王国”
记者三次登上梁子湖岛采访于丹。
花白头发、黝黑皮肤、简朴衣着……眼前的于丹，与记者心中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甚远。
于丹对水生植物感兴趣，源于大学毕业时参与的“黄河调研”。学水生物的他被分配了收集和整理标本的工作。鱼、螺等水生动物都能在书上找到相应的参照物，可很多水草却连名字都叫不上来。“那时，我国对水生植物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连参考书都很少。”从那时起，他就立志探寻神秘的水生植物世界。
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于丹正带领他的团队编撰《中国水生植物志》，对我国水生植物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和总结，出版一部中国水生植物“字典”。
1992年，35岁的于丹来到武汉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杨弘远院士的鼓励下，在化学楼一个厕所改建的办公室里，开展以“长江中下游淡水湖泊调查”为课题的博士后研究。
从太湖一路向西，他跑遍长江中下游100多个湖泊，湖泊的污染情况让他痛心不已。
直到梁子湖出现。
“第一眼看到梁子湖，我的心就留在了这里。”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25平方公里，水生生物群落类型齐全，水生植被保持完好，酸碱度适中，是长江中下游湖泊群落中典型的草型湖泊。
“没想到武汉近郊还有这样一片纯净的绿水！”望着清澈的梁子湖，他兴奋地在岛上转着圈：“这里就是我建立野外观测基地最合适的地方”。
在一个孤岛上建观测站，谈何容易。渔民陈洪发说：“岛上什么都没有，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住那里。于老师却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23年。”
初上岛，于丹和学生都住在帐篷里。岛上蛇虫鼠蚁很多，晚上睡觉，常常有老鼠在脚边穿梭。有一次，大家正在整理采集来的水草标本，突然一条蛇从帐篷顶上掉下来，学生们吓得动都不敢动，直到于丹找来竹竿把蛇挑走，学生们才松了一口气。
条件艰苦，外出观测，时常随身带着馒头、咸菜。饿了，扯把干芦苇把馒头一烤就是一顿饭。
吃过多少苦，于丹从不讲，受的帮助却一直铭记在心。
“连一间房子都没有的时候，第一笔政府拨款是梁厅长拨的。”时任湖北省人事厅副厅长梁伟年划拨了30万元建站启动资金，还帮助协调解决划拨土地，并指派专人帮助解决站里的各种困难。“没有梁厅长的帮助，或许生态站就没有今天。”于丹很是感慨。
2005年，梁子湖生态站获批成为国内第一个以水生植物和清水湖泊为研究对象的野外站。2007年，于丹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站里建起了大大小小400多个水泥实验池，建设了实验楼和宿舍楼，配备了各种精密仪器，还有了专门用于外出考察的汽艇。历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曾上过岛，关心支持生态站的研究工作。
条件改善了，于丹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全国各地采集水生植物标本和珍稀水生植物样本，不远万里带回站里，细心呵护培育种植。濒临灭绝的蓝睡莲，如今只有在梁子湖才能看到。
生态站的标本收藏室里，各种水生植物标本让记者看花了眼。据统计，生态站共收集水生植物标本近18万份，发现新记录属6个，新记录种50个。全国90%以上的水生植物标本都在这里。生态站建立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数据库，在梁子湖设置300多个监测点，常年观测收集大气环境数据、水体环境数据、水生植物数据等，为科学分析湖泊生物群落重建和生态修复等理论提供了依据。
17年里，两次让梁子湖劫后重生
对梁子湖来说，于丹是一位妙手“仁医”，一次次治愈污染“重症”，恢复其原始生态系统。
2010年7月的一天，因工作长期浸泡在水里，造成积劳成疾以及严重细菌感染，工作中的于丹突然晕倒。老师和学生都慌了，一面联系学校，一面迅速将他送到医院紧急手术。医生事后说，再晚一点送医，就会转成败血症。
住院期间，他牵挂的梁子湖遭遇了灭顶之灾。因洪水倒灌导致水生植物大量死亡，湖里全部挺水植物和80%的沉水植物被淹死。
看着十几年的研究心血全部泡在了污水里，于丹欲哭无泪，几近崩溃。这时，助理实验师王力功的一句话给他带来了希望：“老师，实验育种还在！”
原来，眼看着湖水就要上涨，留守的9名师生当机立断，把350多个育种水族箱往实验平台转移。还没搬完，几个较轻的水族箱被洪水卷走，两名男生来不及做任何保护措施，毫不犹豫地跳入急流中，冒着生命危险，使出全身力气，将其推到了实验平台上。“只可惜温室里那个大号的水族箱没抢出来。”
“没事，有这些育种在，有你们在，一切都能重来。”
于丹再次振作起来。洪水还未退去，就带着学生大范围采集种子，为梁子湖生态修复作准备。5年过去了，如今梁子湖约三分之二湖区水质继续保持二类，又变回了一湖清水。
这不是于丹第一次让梁子湖重现生机。
1998年的特大洪水让梁子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整个梁子湖水生植被覆盖率骤然减少了50%。于丹与梁子湖管理局合作，在湖里种植了约3万公斤的黄丝草、苦草、轮叶黑藻等，种植面积达20万亩，通过人工种植适应梁子湖环境的水生植物来净化水体、水质。
2009年5月至9月，梁子湖大面积出现桃花水母。这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水生动物的出现，为梁子湖的优质水质作了最生动的说明。
梁子湖的名声走出了国门。2009年，第13届世界湖泊大会在湖北举行。来自各国的湖泊保护专家到梁子湖实地考察后认定：梁子湖流域独特的生态价值和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武汉、湖北、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珍贵湖泊湿地资源。
总结梁子湖的治理经验，于丹提出全国湖泊治理“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新思路，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一湖一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湖泊治理方针。
于丹为改善梁子湖生态所做的努力，岛民看在眼里：“于教授来后，咱们梁子湖的水越来越清、越来越甜了！”在于丹的建议和劝说下，大家拆除了围网，开始养殖鳜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依靠种植经济水生植物，采集莲子、菱角、芡实等致富。
余生，为国家水生态培养后备人才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重视，研究水生植物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就是于丹的学生。从梁子岛上走出的23名博士中，5位已晋升为教授，15位晋升为副教授。梁子湖生态站承担主要科研项目36项，发表SCI论文73篇。
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谢永宏曾在于丹门下读博，他对于老师的“严厉”记忆犹新——不许玩游戏、不许随便请假……
于丹对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对于那些偷工减料、学习不认真的学生，在三次警告后，会直接要求将其转至其他专业或院系。
“岛上的生活单调寂寞，不能吃苦，做不了研究。”于丹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经验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研究生时，周以良教授言传身教地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老先生60多岁时，还经常和学生一起冒着大雪到东北的大山里采集标本。现在，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学生。”
在学生眼里“严厉”的于老师也有温情的一面。王力功告诉记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作人员，于老师担心学生受凉，都会自己掏钱给大家买棉衣、棉袜甚至棉被。每逢春节，于丹让其他老师和学生都放假回家，自己和家人一起守岛。有的学生家里经济困难，他就想方设法给予补贴。“中国研究水生植物的人太少了，绝不能让有兴趣的学生因为没钱而放弃读书。”在于丹心里，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
“于老师每次做大湖调查，几十米深的水，他总是第一个跳下去，反复浮潜。野外考察也总是走在最前面开路。”徐新伟副教授是于丹的硕士生，在中科院读完博士后，又回到了生态站工作。他还记得，2000年去四川西北部进行水生植物考察，一次，因为汽车发生故障，直到凌晨才回驻地。“路上我们全都累得呼呼大睡，于老师却没有休息。”徐新伟回忆，因为走的是山路，于丹担心出事，一直睁大眼睛看路，还时不时与司机聊聊天，防止司机打瞌睡。
采访中，记者发现于丹的儿子于海澔也在岛上。“我从两三岁起就跟着爸爸上岛了，会说话时就开始认水草了。”于海澔开玩笑地说，做儿子，只有春节和暑假才能见到父亲，当了学生后，反而天天能见到父亲。“未来，我也许不会取得我爸爸那么高的成就，但我相信，我会做出自己的成绩。”从小耳濡目染，让于海澔对水生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丹向来低调，几乎不参加任何庆功、表彰、颁奖。出国培训、汇报成果、申报项目等锻炼和露脸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年轻人。站里承接了大项目，于丹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学生能否参与进来。去年，一个1700万元的课题，挂在他名下的只有150万元。他总想着，如果学生自己去找项目、找资金，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既然自己有能力，也就帮扶他们一把吧。
我们的采访，在夜幕下结束。船渐渐地远去，于丹年过花甲的身影，在记者心中却越来越清晰。
（本报记者夏静光明网记者张晶）
短评
不为繁华易素心
在湖北武昌鱼的故乡梁子湖，有一群“湖泊卫士”，在湖里种了超过20万亩的草。湖心梁子岛的“岛主”总是一身湖水满脚泥，不分严寒酷暑，带领一茬茬学生将梁子湖底繁衍成了“水下植物王国”。这位岛主就是不畏艰辛、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梁子湖生态站站长、武汉大学生科院教授于丹。
从1992年登岛至今，经过23年的艰苦研究与摸索，于丹带领团队逐步建立起梁子湖水生态修复模式，为改善全国的湖泊环境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正在撰写的《水生植物志》因数据详尽、属种丰富，将成为我国水生植物研究的“活字典”。他的呕心沥血，换来了一个个填补水生态研究空白的学术成果。然而，这位学者却谦卑地称自己只是一个传承人。
每年，于丹都会带领学生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水生植物标本，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亚，从新疆绿洲到东部沿海，住5元钱一晚的通铺，被毒蛇咬、被蚂蟥叮、被迷雾困、被沼泽陷……这些都没有阻挡他探索水生植物学的脚步。膝盖上的伤疤和脸上的沧桑说明了一切，他却对自己数十年历经的磨难、做出的牺牲轻描淡写。
于丹不囿于象牙塔的研究，扎根泥土，深入无人涉足的领域，走别人没有走通的路。从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湖泊生态修复和水质净化研究，于丹把“以草治湖”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责任。放弃繁华与舒适、忍受寂寞，对科学执着的追求、对责任的坚守，于丹犹如科学界的一座灯塔，指引着年轻学者奋勇前行。
“我做的只是水生植物研究的铺垫工作，希望这个学科能够良性发展，一个人就算把梁子湖绣成花鞋，没有接班人，那也等于零。”无论是对学生的悉心教导、严格要求，还是将课题研究经费分给年轻学者、退出学术委员会让新人有晋升的机会，于丹注重培养和重用青年才俊，帮扶和奖励后辈成就事业。
从三十而立到满头银发，于丹23年坚守孤岛，只为修复一湖碧水，造福一方人民。他的学术品格见证了一颗纯粹的、坚持科学探索的心，成为百姓心中的科学家。
今天，这样默默耕耘、不为功利、恪尽职守的学者并非个例。他们摒弃浮躁，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为繁华易素心。也许他们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历史会记住这些创新路上的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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