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察要揭短也要立规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不只为“揭短”而来，不仅要进行单一领域的问题爆破，还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治理起点；不仅要反拨生态污染现状，而且要重新理顺经济社会的体制机制。
据报道，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已全面启动，分别对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开展环保督察工作。算上此次7个省市，“环保钦差”的旅程已经覆盖了半个中国。
督察风暴之下，环保领域的新闻近期密集出现，并被普遍提炼出便于传播的关键词，这是以往环保新闻比较难享受到的传播规格。
比如关键词“自行减压”，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督察后的反馈：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对石嘴山、吴忠等污染较重地区的PM10年均浓度控制要求，较2014年确定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分别放宽超过六成，属于“自行减压”。再比如关键词“停产表演”，来自央视对山西晋城企业违规排污的报道：晋城市诸多二硫化碳生产企业经历今年年中为期一个月的山西省环保督察，上演了一出停产大戏——白天停产，晚上复工；督察组一来就偃旗息鼓，文件风潮一过依旧我行我素。
这些传播中的关键词，就其所指的内容而言，展现了旧有发展思路巨大的抗压和回弹能力。就其提炼形成的过程而言，表达了公众对生态治理现状的不满，对实际治理情况与生态理念脱节的焦虑。就其传播目的而言，隐含了对环保督察在生态治理领域重新订立规矩的诉求。
中国环境污染的压迫性无须过多描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严峻的现实之下，环保治理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有了重新定义社会发展归宿的权重。反拨污染现状，在宏观上需要将生态价值置于社会治理价值排序中的第一位，将环保效果作为评估地方发展质量的基本面；在操作上需要以“生态问题”为中心，形成社会治理上的新气候，不仅需要各司其职、权责对应，也需要形成职能部门间畅通接洽、资源共享的调度机制。因而，与其说这是进行生态治理，不如说是一种对社会治理生态的革新。
石嘴山、吴忠在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上自行减压六成，是地方决策中“环保导向”远未形成的结果；晋城诸多二硫化碳生产企业顶着官禁民怨，在当地环保局眼皮底下复工，是同级监督悖论、既有利益格局稳固的展现。它们的问题并不新鲜，之所以在环保督察的“风口”重新获得言说的意义，正在于其所表达的内涵：生态状况折射社会治理系统，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是进行生态治理的前提。
中央环保督察刚开始的时候，舆论认为这是中央巡视经验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在环保领域这么多深水博弈逐渐被展现出来后，环保督察被赋予的探索功能更为明显。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不只为“揭短”而来，不仅要进行单一领域的问题爆破，还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治理起点；不仅要反拨生态污染现状，而且要重新理顺经济社会的体制机制，让“发展到底为了啥”的答案获得制度背书，而不是悬在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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