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土壤污染调查
就世界范围而言，土壤污染尚是一个“新的问题”。
如何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统一，是全世界面临的复杂课题。土壤科研人员发现，即使是在南极上空或喜马拉雅山脉之巅，仍然会有ＤＤＴ或六六六的残留。
中国受污染的土壤到底有多少？污染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极限？
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地理学家赵其国告诉记者，虽然２００６年中国开始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与防治专项调查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
这些暂时不能解答的疑问，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土壤污染预防与治理的现实状况。而城市土壤污染问题这两年才受到关注，以前搞的土壤调查，仅是从农产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随着污染企业搬迁刚刚进入我们的视野。
北京：地铁工人倒下之后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暂的土壤治污史中，２００４年三名地铁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４月２８日中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当３１号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３米处时，他们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预先准备，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当土坑被掘至５米深处时，三人均出现不适症状，其中一人开始呕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铁营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至当日下午４时出院。另两人症状较轻，简单治疗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的厂址，这家农药厂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这是北京市对场地土壤 污染重视的开始，那是２００４年。”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诉记者，“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就开展了潜在污染场地调查工作。”
２月２３日中午，李立新带着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污染土储存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个暂时存贮污染土壤的大棚。大棚内以万吨计的污染土壤，将采用热解析方法进行处置，该技术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且不破坏土壤的成分。
２３日下午，记者来到同样位于南口镇的北京市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 。这是北京第一家规模化安全处置污染土的单位，承担过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环境应急抢险任务。
红树林公司市场部经理刘科告诉记者：“处理污染土壤，先要对污染土壤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确定是否适宜利用水泥窑焚烧处置，适宜焚烧处置的污染土，需结合水泥生产的要求，确定单位时间的焚烧量，进入水泥窑内进行煅烧。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煅烧为水泥的熟料。”
针对不同的污染状况，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烧等异位土壤治理技术，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北京轮胎厂，共３个厂区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约３０万吨。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红树林公司都是首次参与处置大规模的被污染土壤。
城市地价的昂贵推动了土壤治污
随着城市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厂停产、搬迁，相比其他城市，拆迁的规模较大，时间较早。这使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兴办“绿色奥运”，首钢渐次压产、停产，２００６年７月，北京焦化厂停产。随即，北京市面对这些工厂停产后的厂址再利用问题。
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６年，北京市环保局组织调查了１８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其中在对６块场地进行现场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中，确定了场地污染物。
１９９５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主要是针对农用土壤的质量标准，标准值仅涉及部分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评价。
２００７年１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用于规范土壤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２００７年７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１５１号 ，要求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发现存在污染的场地要制订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由原污染企业负责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污染场地经治理修复合格后，方可进行其他用途的开发建设。
“这个法规非常重要，作为行政性规章，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李立新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组织相关单位对近５０个场地进行了场地环境评价，评估场地涉及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
评估发现，７块场地受到污染，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其中部分场地污染严重，污染深度达到１５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恼在于，该法规的制约力有限，没有相应处罚权。希望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尽早出台。
北京的土地资源紧张，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现废弃土地的情况。原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是比较重的，但其高达１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治理价值。
李立新认为，地价的昂贵，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土壤污染的治理。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李立新说，“其他大中城市，土地的利用价值较高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问题，但对于偏远地区，土地价值不高，这在治理机制上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一节一号含汞电池烂在土壤中，可使１平方米土地失去使用价值。
普通人常有这样的误解，就是把土地当作有效的“污染‘滤器’，以为危险废物倾倒于地面，会经土壤渗滤并‘消失’。”
可事实是，对于土壤污染物来说，全球是一个闭合系统——任何土壤污染物的输入均可产生长距离传输、转化生物／非生物 、生物累积、毒性效应，土壤污染物并不会消失，它将持续地存在于闭合的全球系统之中。
中国环境学会理事谢辉说：“土壤污染物非常稳定，对于光、热、微生物、生物代谢酶等各种作用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发生降解。一旦进入人体内，就等于将其放进了储藏室，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一旦进入环境中，将在水体、土壤和底泥等环境介质以及生物体中长期残留。”
土壤如同地球的皮肤，水体和大气的污染，最终将归结于土壤之中。土壤受到污染后，又会通过挥发、渗透进入大气以及地表和地下水水体，形成循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土壤污染正呈现逐年加剧的态势。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地球是平的，在全球化过程中，高危性的重化工企业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最近说，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工厂烟囱也拆掉了，据说，这些工厂都迁到了中国。”
“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是分不开的，要综合治理。”夏家淇说，欧美国家总是把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他们的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都是如此。
谢辉说，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涉及到两个专业，各专业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考虑，土壤方面就是以土壤为主体考虑。这两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中国环境科学协会认识到这一点，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壤与地下水专业委员会。
针对污染场地再开发，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来进行管理，如美国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和超级基金计划、加拿大的《国家污染场地修复计划》、日本的《土壤污染对策法》。
这些法规政策规定工厂、企业废弃和转产后，进行土地再开发时，必须进行污染调查、评估和必要的修复。
国家环保部门在２００４年颁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需要进行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和确定土壤修复方案，原生产经营单位须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
谢辉说：“这个通知并非强制性的法规，中国也没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因此绝大多数国内废弃的工业场地再开发并未实施环境调查和修复。一方面，中国在废弃工业场地再开发的环境调查和评估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方法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还缺乏场地调查的污染物范围、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和土壤污染的清除标准，特别是中国有关废弃的工业污染场地再开发的法律法规还几乎是空白。”
据《北京科技报》报道，中国工业企业８０％集中在城市，长时间的积累使工业企业场地污染物浓度远远高于其他区域土壤。
夏家淇说：“如果在已经严重污染的场地盖居民区，就会对人民健康带来危害。特别是有些化工厂遗留的污染物，很多都是致癌的。像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它在地下有一道缝隙就可挥发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是十分让人担心的。”
“十一五”规划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国家已安排１０亿资金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国家环保部门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将耗时三年半时间，调查范围覆盖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全部陆地国土。
“日本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现了‘骨痛病’，其政府开始重视土壤污染。”夏家淇说，“现在，土壤污染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充分暴露，这反而令我忧虑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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